清末民初以后，潮剧出现了一批改编话剧或电影、穿西装旗袍的剧目，称为文明戏或时装戏，如《空谷兰》、《孤儿救祖记》、《少奶奶的扇子》、《徐锡麟》等。

这类剧目为何称为文明戏呢？文明戏原来是指话剧。鸦片战争后，西风东渐，欧洲戏剧传到中国。1907年，留学日本的欧阳予倩、陆若镜等人，在东京组织“春柳社”，先后演出了《黑奴吁天录》、《茶花女》、《热血》等“新剧”；影响所及，上海也先后成立阳春社、开明社、进化团等话剧组织演出新戏。时值辛亥革命前后，“文明”、“改良”字样，新剧既新，也冠上“文明”二字，称为“文明戏”。

20年代，旅居泰国的潮汕青年知识分子受“五四”运动的影响，组织“青年觉悟社”，举起改良潮剧的旗帜，陆续把当时上映的电影改编为潮剧，使二三十年代潮剧文明戏盛极一时。从20至40年代，根据电影和话剧改编的文明戏，除上述剧目外，还有《一串珍珠花》、《渔光曲》、《人道》、《啼笑姻缘》、《都会的早晨》、《大闹三门柳》、《呆中福》、《玉梨魂》、《姐妹花》、《姐姐的悲剧》、《迷途的羔羊》、《火烧红莲寺》、《红粉 》等。

文明戏的演出，曾推动了30年代潮剧的改革，如由剧作家谢吟改编的《人道》就是一例。《人道》是一出带有伦理道德教化的影片，剧本写陕西某地农民赵恕，与儿子儿媳对待生活的不同态度，并在灾荒年中遭受了两种不同生活境遇。舞台上为了表现两种不同的生活，将舞台左右处理成两个表演区，一边是骄奢淫逸、醉生梦死；一边是咬草根树皮、挨饥受冻。把两种不同的生活遭遇，作了生活的对比，取得了很好的舞台效果。这个戏由当明潮剧名班老三正顺香班及其名演员于1933年演出，连演经年，影响很大。

抗日战争时期，海内外潮剧继承文明戏反映现实生活的传统，改编上演宣传抗日救国的时装戏，如《芦沟桥纪实》、《平型关大捷》、《韩复渠伏法记》，以及潮汕城乡业余剧团自编自演的宣传抗日救国的剧目。时装戏在国难当头，发挥了宣传民众，动员民众的战斗作用。

在时装戏的剧目中，有一类剧目的题材是其他剧种比较罕见的，这就是反映华侨生活的“华侨戏”。清代以来，潮汕沿海居民过海谋生日多，是有名的侨乡，华侨生活成为潮剧剧目创作题材，出现了反映华侨在侨居国艰苦创业，或在侨居国生活与家乡生活矛盾纠葛的“华侨戏”。如《清迈案》（反映华侨在泰国山巴开荒创业的故事）。《金贵舍》）（写败家子金贵舍，在家不务正业，后向其侄借款作路费，过洋谋生。其侄听说金贵在南洋身亡，逼金贵妻改嫁，金妻不从，金贵在南洋发迹归来，夫妻遂告团圆）。《店仔头案》（写侨属洁身自好的故事）。其中《官硕案》则是一出情节曲折，反映华侨在实叻（即新加坡）及家乡两地诉讼的故事，剧情是这样：

揭阳官硕乡人李天锡，于实叻身故，遗一子六岁，其番妻李柳氏另赘陈亚隆，仍居实叻经商。

天锡同乡人李亚歪由实叻回唐山，柳氏托其带子及款八百元回揭阳交天锡之母，谁知李亚歪将款吞没，认小孩为已子。天锡之母曾至李亚歪家问讯，为李亚歪赶逐。时有侨商李亚口旦往实叻，锡母托其寻访李柳氏，李柳氏得知亚歪吞款拐子之事，大怒，亲回唐山访锡母，并请李姓族老相助向亚歪交涉，亚歪矢口否认，反殴打柳氏婆媳，旅长乃告于衙门，亚歪又用款买通吏房包加本和师爷程炳章，于验柳氏及其儿子血缘关系时，用开水冲白醋假清水上堂使用，使柳氏母子之血不能相结，官乃重责李柳氏20大板。柳氏不服，回实叻取款，拟再上诉于潮州府，经其夫劝告，转向实叻官府告状，实叻电告潮州府，柳氏再回唐山，潮州知府曾继渠亲自提审，包加本招认受贿，案情大白，款项及儿子归还柳氏，亚歪及包加本处斩，程炳章驱逐回乡。

从故事发生的具体地点及情节看，这个故事应有生活原型人物及案件作依据，是一出纪实题材的华侨戏。这个案件还被编成潮州歌册，在潮汕民间广为传播。

新中国成立后，潮剧继承了文明戏、时装戏反映现代生活的传统，创作了数量可观的现代剧。成为潮剧剧目的重要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