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之后莫斯科再次成为了新政权的首都，从此，莫斯科开始了与苏联音乐史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其影响力渐渐超过了帝俄时代的彼得格勒。

教育人民委员部音乐司

1917年10月26日按照第二届全俄苏维埃代表颁布法令成立俄罗斯联邦共和国教育人民委员部（Narkompros）。这个组织的建立离十月革命不过一周时间，可见领导层对这项工作的重视，教育人民委员部的负责人是杰出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文艺评论家安・瓦・卢那察尔斯基（Lunacharsky），这位卢那察尔斯基学养深厚，他的许多著作都曾在中国有译本，鲁迅就曾翻译过他的《艺术论》和《文艺批评》，因此，让卢那察尔斯基来领导教育、文艺工作再合适不过。教育人民委员部第一届部务委员会成员除了卢那察尔斯基之外还有历史学家波克罗夫斯基（后遭受批判）、列宁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以及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院长梁赞诺夫（后被无辜镇压）等等。教育人民委员部由17个部组成，其中就包括1918年1月成立的音乐司（MUZO），主要负责人是青年作曲家鲁耶（Artur Lurye），当时鲁耶只有25岁，没有任何行政管理的经验，但是却有一腔对十月革命的热情，因此才被教育人民委员部看中。多年之后鲁耶曾经这样说过：“我真心地信仰十月革命，确实要感谢十月革命，一个初出茅庐的艺术家才会被如此认真地对待。”正是带着火一般的激情鲁耶投入到音乐司的工作中，特别在音乐教育和音乐会计划方面。但是，1922年鲁耶就被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方面的克拉辛和当时在彼得格勒教书的阿萨菲耶夫取代了，原因可能与鲁耶在俄国著名象征派大诗人勃洛克去世后发表的言论有关，这位官方人物对勃洛克的评价是“俄国革命在勃洛克的去世后结束了”，虽然勃洛克晚年投身革命，但是终究还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音乐司由行政、普通教育、特殊教育、民族音乐、儿童、音乐会、出版、学院、调度等9个处组成。一开始音乐司的办公地点在彼得格勒，后来大部分迁到莫斯科，并在萨拉托夫、诺夫哥罗德、坦波夫和维贴布斯克等地设有分支机构。音乐司的主要工作是两件，第一是为广大群众举办更多的音乐会，第二就是普及音乐教育。

莫斯科大剧院收归国有

    原先莫斯科的剧院、音乐厅大多为私营，到了1917年教育人民委员部颁布法令将包括莫斯科大剧院在内的大批娱乐场所收归国有。莫斯科大剧院由男高音索比诺夫（Sobinov, L.）临时担任行政负责人。一开始列宁鉴于国内经济情况恶化，不同意给予莫斯科大剧院以高额财政拨款，对此，卢那察尔斯基坚决反对，并据理力争，最终列宁同意了卢那察尔斯基的意见，为莫斯科大剧院拨款，保证了剧院的正常演出。党派了叶连娜・马利诺夫斯卡娅（Malinovskaya, Y.）到莫斯科大剧院担任党委书记，她在莫斯科大剧院把工作重点放在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涅米罗维奇-丹钦科两位大师身上，在她的努力下，斯坦尼斯拉夫斯工作室终于在1918年建立起来，并在这个机构的基础上于1928年创建了斯坦尼斯拉夫歌剧院。1919年，涅米罗维奇-丹钦科用自己的班底组建了莫斯科艺术剧院音乐工作室，并在此基础上最终创建了涅米罗维奇-丹钦科音乐剧院。这种围绕大师而形成的文化体制对莫斯科的音乐生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并最终形成了计划内的明确分工，即莫斯科大剧院负责演出那些不会有任何问题的久经考验的主流经典剧目，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歌剧院与涅米罗维奇-丹钦科音乐剧院则可以上演一些超常规的剧目。前苏联在文化体制方面的工作做得很细，在1920年代还能上演一些前卫先锋剧目的兹明剧院（Zimin Theatre）在1924年被撤销建制，并入莫斯科大剧院，即可看出严格的计划性。

人民音乐会

虽然十月革命之后紧接着就爆发了内战，但是，战争带来的饥饿、经济崩溃和动乱却没有影响到莫斯科的音乐生活，相反，莫斯科的音乐活动变得越发丰富多彩。教育人民委员部组织了大量演出，当时第一等的演出是在莫斯科大剧院，由格拉祖诺夫指挥，乐队则是以从前库谢维茨基乐团的班底组建起来的交响乐队，现在由政府所有。第二等的演出是在莫斯科音乐学院的大礼堂，再就是组织青年艺术家到工厂农村演出，而室内乐音乐会则放在莫斯科大剧院以前的沙皇休息厅举行，现在这里已经改名为“贝多芬音乐厅”。

    为群众演出虽然受到欢迎，但是效果却不容乐观。据著名钢琴家霍洛维茨回忆曾经参加过的“人民音乐会”就很有代表性。十月革命刚刚胜利，霍洛维茨组织的一个钢琴三重奏小组还经常有私自接洽演出的机会，但是，随着1922年列宁严厉批评了卢纳察尔斯基领导的教育人民委员部对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妥协之后，教育人民委员部开始了雷厉风行的“整顿”，其中重要一步就是在所属音乐司设立音乐会管理机构，全俄境内的音乐演出都必须在这个机构登记，私人演出被取缔，音乐家们只能参加该机构安排的音乐会。乌克兰地区的音乐会机构负责人是保罗・科冈，于是，在这位意志坚定的科冈的领导下，霍洛维茨、米尔斯坦等等都参加到“人民音乐会”和科冈组织的“音乐小分队”的活动中。也许教育人民委员部的那些领导们的初衷并不坏，他们期望普通劳动大众能够欣赏到高水平的演出，可是，对于音乐家来说这些演出往往是灾难性的，霍洛维茨参加的这些演出需要到工厂、农村、军队演奏，那些地方根本不具备演出条件，许多是在露天举行，俄罗斯的冬季寒冷到极点，于是，他只能穿着大衣、戴手套演奏，这种经历恐怕霍洛维茨从来就没有过。条件艰苦霍洛维茨也无话可说，然而，现场的混乱和观众的自由散漫却令他难以忍受，绝大部分人都迟到（大家都知道演出前照例是长篇演讲），演出进行中抽烟、大声聊天、乌烟瘴气，稍不满意就会有瓜皮果壳扔上舞台。

乍暖还寒时候

等到内战结束，随着国内局势的稳定，政府开始邀请外国艺术家来访演出，从1921年开始，包括安塞美、瓦尔特、克伦佩勒、席盖蒂等在内的一大批世界著名指挥家、演奏家相继访问苏维埃俄国，而受到邀请访问的作曲家则包括巴托克和米约。随着对外交流的解冻，苏联音乐家也得以走向世界，1927年，莫斯科音乐学院的学生奥柏林获得了苏联历史上第一个国际音乐比赛大奖 ― 华沙国际钢琴比赛第一名。

然而，1928年之后，苏共再次收紧了意识形态的控制，1931年，莫斯科的当代音乐学会停办，原来很红的“拉普”也遭到了官方的唾弃，代之以1932年成立的苏联作曲家协会，1936年政府将原来在圣彼得堡（当时叫彼得格勒）办公的各类机关悉数迁到了莫斯科，后者成为了真正的行政与文化中心。一批新创作的作品在莫斯科粉墨登场，其中就包括普罗科菲耶夫的歌剧《战争与和平》（1944）等作品，而1939年莫斯科大剧院上演了重新改编过、将不合时宜的词句统统删除的格林卡的歌剧《一切献给沙皇》，作品被改名为中性的《伊凡・苏萨宁》，结尾的大合唱也被篡改，这也可以看出当时莫斯科音乐生活的一斑。

1935年，肖斯塔科维奇的歌剧《姆钦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在莫斯科大剧院首演，不料竟然引来《真理报》著名的社论《混乱代替音乐》的点名批判，肃反声势浩大，一批作曲家被宣布为“人民的敌人”（甚至有时候《真理报》会登这样的报道“今晚‘人民的敌人’肖斯塔科维奇将在柴科夫斯基音乐厅举办音乐会”），连普罗科菲耶夫写的《十月革命二十周年纪念康塔塔》也遭到了无休止的审查。随之而来的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莫斯科大剧院撤离到古比雪夫，国家交响乐团迁到伏龙芝等小城市。虽然环境艰难，但是演出却一直没有中断，亚历山大罗夫的“红旗歌舞团”坚持演出，1942年红军建军25周年还举行了大型演出。1943年斯特林格勒会战取得胜利之后，国家交响乐团就迁回了莫斯科，音乐生活也在战争中逐渐恢复，这一年的11月在莫斯科举办了为期6天的纪念柴科夫斯基逝世五十周年音乐节，在艰苦的战争条件下更显难能可贵。同年，莫斯科音乐学院还为刚刚去世不久的昔日校友拉赫玛尼诺夫举行了纪念演出，同样在这一年，著名音乐学家阿萨菲耶夫从列宁格勒疏散到了莫斯科，并在这里度过余生，他后来担任了莫斯科音乐学院音乐学系主任，开创了新历史音乐学的一番天地。

日丹诺夫时代和后日丹诺夫时代的莫斯科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苏联的文艺政策一度出现了较为自由化的倾向，然而，1948年日丹诺夫在莫斯科掀起的一场关于“形式主义”的大批判却令空气陡然紧张起来。事情的起因是在一年之前的纪念十月革命胜利30周年，作曲家穆拉杰里创作了歌剧《伟大的友谊》。不料，该剧在莫斯科大剧院首演之后却遭到了铺天盖地的批判，1948年2月，在莫斯科召开了第一届全苏作曲家代表大会，发表了《关于穆拉杰里的歌剧<伟大的友谊>的决议》，在批判穆拉杰里的同时把肖斯塔柯维奇和普罗科菲耶夫也归入了形式主义作曲家的行列之中。直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同日普洛克菲耶夫去世），文艺政策才出现了真正的松动，外国音乐家又被邀请到苏联访问，古尔德、米凯兰杰里、斯托科夫斯基、伯恩斯坦、塞泽尔、布里顿、布列兹、诺诺、科普兰以及昔日的苏联公民斯特拉文斯基相继访问了莫斯科。斯卡拉歌剧院、科文特花园皇家歌剧院、费城管弦乐团、伦敦爱乐乐团等世界一流歌剧院、乐团也来到莫斯科演出，苏联公众对西方音乐家的高水平演出报以热烈的欢迎，布里顿更是成为了莫斯科人最喜爱的外国音乐家。

由于公众对娱乐的需求提升，1950年代苏联相继在莫斯科成立了一批新的音乐演出团体，比较知名的有莫斯科爱乐交响乐团（1953）、莫斯科室内乐团（1956）、莫斯科大剧院小提琴乐队（1956）、莫斯科音乐学院研究生四重奏（1957，后更名为普罗科菲耶夫四重奏）等。早在1946年就成立的莫斯科爱乐四重奏在1955年也更名为鲍罗丁四重奏，成为了世界知名的室内乐组合，1956年，苏联还成立了第二家音乐出版社―苏联作曲家出版社（但后来还是与MUZGIZ合并了）。莫斯科的音乐活动变得越来越丰富多彩，1958年举办了第一届柴科夫斯基国际音乐比赛，此后每四年举行一次，从1964年开始还每年举办“莫斯科之星”和“俄罗斯之冬”两个音乐节。

老传统的终结

自从1964年勃列日涅夫接任苏联领导人，在这位老成谋国的领导人的控制下，苏联社会变得日益僵化。当局对于音乐生活的干预也愈演愈烈，苏联文化部作为全国音乐事业的业务主管部门从节目审批到旅行演出的线路事无巨细统统过问。对于那些持不同政见的音乐家，往往动用专政机器进行迫害，像罗斯特罗波维奇夫妇、孔德拉辛、阿什肯纳齐等都被迫去国远避欧美。

1970年代初随着对肖斯塔科维奇评价的日益提升，他的一些长期被禁演的作品也得以上演。1970年莫斯科室内歌剧院成立，1972年该剧院在事隔42年之后再次上演了肖斯塔科维奇曾经被禁演和遭受批判的歌剧《鼻子》，而使肖氏获罪的《卡特丽娜・伊兹马洛娃》和《姆钦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也得以重见天日。1975年肖斯塔科维奇去世标志着俄罗斯音乐传统的彻底终结，最后一位重要的作曲大师去世了。

新的历史时期

   进入1980年代，莫斯科的音乐生活又变得活跃起来，包括霍洛维茨、阿什肯纳奇和罗斯特罗波维奇在内的一批流亡音乐家相继回国演出，这些演出都获得了轰动的效果。音乐创作也繁荣起来，一些现代派作品也有了上演的机会，比如作曲家罗斯拉维茨的《小提琴协奏曲》在1989年的“莫斯科之秋”上首演，此前一年，先锋派作曲家们还举办了自己的音乐节。然而，苏联的解体使经济情况恶化，莫斯科的音乐生活一度衰落，但是，歌剧演出却保持了繁荣的势头，1989年，格林卡的《沙皇的一生》在莫斯科大剧院首演，这部歌剧在苏联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有问题的作品而不得上演。

1990年代，随着前苏联的解体，社会出现了比较大的动荡，但是也为音乐生活带来了新的变化，俄罗斯国家乐团建立，并于1990年举行了首场音乐会。这支乐团在普莱耶夫的指挥下，很快就赢得了世界声誉。这支乐团完全不要政府拨款，靠发现那个债券融资，其成功的经营为俄罗斯乐坛树立了新的榜样。同时，以前不容易得到上演机会的先锋音乐也有了一定的市场，1990年莫斯科成立了当代音乐协会，开始组织先锋派作曲家作品的演出，1996年该协会首任主席德尼索夫去世，著名作曲家施尼特克接任，1994年，由莫斯科音乐学院出面组建了当代音乐中心，并举行了先锋音乐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