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向轴心突破”与悖论中的超越——从中西比较的视角看中世纪知识阶层与仪式音乐实践的关系

上海音乐学院 伍维曦

　　引论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欧洲中世纪天主教教士作为知识阶层与宗教仪式音乐实践的关系。[1] 在研究的过程中特别借助了中西音乐文化比较的方法，即把中世纪的教士阶层视作与中国古代的“士人”相类似的社会集团，观察二者在社会地位、文化功能、身份认同乃至精神与文艺活动上的相似性，同时又注意到二者与在前现代社会具有重要结构或支配意义的宗教仪式音乐之关系的不同，并通过对这种不同的原因的分析，来指向一个具有文明史意味的本质性推论，即：在中世纪开始之际，在现今西方文明的重要策源地——原西罗马帝国境内出现了一个“逆向轴心突破”。[2] 这一特殊的文明史现象对于现今西方文明的一些基本特征发生了重大影响，而由天主教教士亲身参与并构建起来的、成为后来西方艺术音乐真正源头的圣咏仪式体系，则是这一现象的重要体现。

　　“轴心时代”(Axial Age)是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1883-1969)在《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Von Ursprung und Ziel der Geschichte，1949)中最早提出的历史文化哲学概念。[3] 在他看来，“历史上出现过四重影响深远的转折：第一重转折是语言的产生与工具的发展。在这一时代，人才成其为人。……第二重转折造就了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以及稍后的中国黄河流域，即公元前5000-3000年间的高度文明的时代。第三个转折即他所说的‘轴心时代’。在这个时代，人类精神相继奠定了基础(约公元前800-前200)。最后，雅斯贝尔斯指出，科学技术时代在欧洲自中世纪末期已在酝酿之中，在17世纪已在人们的思想中成形，在18世纪得到普遍发展，并在近几十年中得到飞速发展。”[4] 雅斯贝尔斯在这部著作中，将“中国的隐士与游士、印度的苦行者、希腊的哲学家、以色列的先知”并称为最早的“哲学家”，并指出他们“无论彼此的信仰、思想内容与内在禀性的差异有多大，都属于同一类人。人证明自己能够在内心中与整个宇宙相照映。他从自己的生命中发现了可以将自我提升到超乎个体和世界之上的内在根源。”[5] 著名中国古代思想史专家余英时将这一概念移植到了对“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兴起与发展”及“天人合一”这一中国宗教、哲学思维的独有范畴的产生及更化的研究中，指出了先秦知识精英(尤其以儒家为代表)的一系列核心理念如何在原始宗教-巫术的实践中生成并由此产生了有别于巫觋的知识阶层(即“士”)的思想史过程。[6]

　　中国古代文明相对于其他外来文明而言，一个很大的特性，即其发展的连续性与渐变性(直到20世纪之前)。[7] 而相比之下，古代地中海文明与中世纪西欧天主教文明之间的断裂与突变，就尤其值得注意。[8] 但饶有趣味的是，如果我们要选择“轴心时代”之后的西方文明共同体(包括欧亚大陆上的所有印欧和闪含语系的文明)中与古代中国在社会形态上最为接近的，却非中世纪欧洲莫论，尽管在发展水平上有较大差异——这大约是因为二者都以农耕文化和自然经济为物质基础，并且都有一个相对稳固而统一的既掌握了土地与政权，又垄断了精神生活与文学艺术的知识精英群体。我们似乎可以认为：中世纪西欧与古代中国在文化性格上的差异，是由其各自的从“前轴心时代”就存在的地理、语言、宗教等因素决定的，而二者在社会结构上的相似性，则是由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决定的。[9] 而中国古代士人与天主教僧侣在文化活动等“上层建筑”方面展现出的相似性(除去前现代社会共有的一些共同点之外)，也可以从这种“经济基础”的类同上得到解释。但以这种相似性为基础，比较研究发现的差异，就尤其能彰显一种文明共同体的本质特征。在音乐文化史的比较研究中，我们就可以发现：古代士人与天主教教士在文艺活动方面最大的不同，便在于与仪式音乐实践的关系上。通过进一步的分析思考，我们将会发现：这种不同并未体现古代中国文明相对于其他文明的差别，却揭示出了作为现今“普世性”的西方文明的源头的某种特异性。

　　一. 中国古代文化语境中“士人”与中世纪西欧的天主教士

　　对中国历史稍有涉猎者，都会发现“士人”作为一个延续两千五百余年而又不断发展的社会阶层在其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各个领域所发挥的中坚性作用，“文化和思想的传承与创新自始自终都是士的中心任务”。[10] 尽管在许多学者看来，中国古代的“士人”与西方近代的“知识分子”有诸多相似之处，但二者所生成的具体环境显然有较大差别。在我们看来，其根本性的差别恐怕在于：中国古代士人的主体是从农村的土地拥有者和农业生产者中产生的，而欧洲近代的知识分子则与15世纪以降日益兴盛的城市文化及市民阶层有着密切关系。当今许多著述将中国古代“士人”径称为“知识分子”显然是一种“时代错误”(anachronism)。但如果将中国古代士人阶层视为“知识阶层”的主体，显然是一种客观的历时性存在。[11] 而在欧洲历史上，在近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阶层成熟之前(不早于18世纪启蒙运动)，显然也有过与中国古代的士人相类似的“文化和思想的传承与创新的”主体(或者借用米歇尔·福柯的理论，是拥有话语权和意识形态解释权的统治阶层)——古希腊的聚徒讲学的哲学家或“智者”、古罗马在服官之余的从事著述的奴隶主(如加图、李维、西塞罗)和宫廷文人(如维吉尔、塞内卡、贺拉斯)、古代晚期的基督教教父、中世纪与封建政权相结合的天主教教士、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等等。但他们所处的具体社会环境显然大相径庭，而正是这种环境中的结构性因素决定了他们进行知识传承与生产的态度和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