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在前工业时代的日常生活中，巫术与宗教还存在不同程度的混合，但对于此时的知识阶层(无论是以宗教家还是哲学家的面目出现)来说，二者的界限一般来说是十分清楚的。不言而喻，对于在原始宗教(巫术)、天启一神论宗教和哲学/科学(当然是古代意义上的)等思想条件下的不同文化有机体而言，音乐作为一种人类实践所发挥的社会功能和认知性内涵是完全不同的。

　　无论对于上古中国的巫、史还是其他上古文化中的神王祭司来说，音乐活动是其实现天人沟通并维系原始的国家政权的重要手段——宗教仪式的必备组成部分。[35] 而在“轴心时代”来临之后，我们都可以发现：新兴的知识阶层不再像过去那样依附于宗教仪式，而更加关注“人事”，更加偏向于立足人类改造自然与社会的实践去探寻和发现各种知识。对于具有神王祭司身份的“原知识阶层”而言，文字书写和文本制作从未在其仪式活动中占有关键性的地位。[36] 大多数可以用后世眼光视为“书本知识”的信息均口口相传，仪式活动中的口唱资料(其被记录和整理为文本大多是在“轴心突破”之后)成为前“轴心时代”人类文学与音乐实践的最早结晶;[37]一些被视为具有“通灵”功能的民间说唱艺人借助音乐曲调创造了不依赖文字流传的史诗文学。[38]不依赖文字这一表记系统(当然更不需要乐谱这一记录音响形态的表记系统)进行思想和文学实践的传统甚至直至知识阶层产生之后还持续很长时间(孔子与苏格拉底均为述而不作之人)。[39]知识阶层必须首先接受文字阅读和写作的“技术训练”才能从事对思想文化的传承(包括具有“作品”性质的学术和文学文本的制作)这一重大历史现象，在中国经历了从春秋晚期直至西汉末年的漫长历程;在欧洲，虽然在古典希腊时期和希腊化时代出现了文本性学术与文学作品的高峰，但在其后的中世纪则出现了更为复杂的倒退与复兴(当然在原希腊语地区，拜占庭人和阿拉伯人延续了古代的文本传统，在12世纪之后又逐渐回授到拉丁语地区)。

　　就本文此处所关注的文学-音乐实践问题视之，文本化的独立文学作品与依靠乐歌(甚至依附于仪式)的口传文学的区别，正是“知识阶层”与“原知识阶层”文学-音乐活动的一个本质区别。书写这一百工实用技能，最终被知识阶层选择作为记录其思想观念、理论学说并进行文艺创作的工具有其必然性，而这种必然性对于文学与音乐产品的产生与存在状态有着重要意义。[40] 无论东西方，都存在过拥有音乐-诗歌创制能力的巫觋阶层被新兴的知识阶层排挤和取代的过程：在掌握了写作技术并对这一技巧加以发挥和提升的知识阶层手中，音乐与文学实现了第一次分离——虽然在民间或一些遗存的祭祀仪式中二者合一的现象依然存在，从以文字作为自己基本活动工具的新兴知识阶层手中，出现了从文本而非口头产生并传承的诗歌与散文。当具有特殊的文本化文学制作技能的“文人”从新兴的知识阶层中产生后，其文学文本与音乐的结合关系(如在古希腊的悲剧和抒情诗、汉魏六朝的汉语诗歌等体裁中)相对于过去由巫师祭司和民间说唱艺人——前者与宗教仪式关系更为紧密，后者亦未能完全脱离原始宗教——掌握的诗乐合体的古老形式而言是全新的：文学文本及其配乐的制作成为了平行的、由不同的人群进行的两种实践(从古希腊悲剧的配乐尚由剧作家本人担纲、但曲调未曾保留，到古罗马史诗作家完全脱离度曲实践，可以看到这一过程在欧洲的发展脉络;在中国，合乐的“诗三百”和“楚辞”经过汉代辞赋、乐府诗歌的过渡发展为汉魏六朝的辞赋与五言诗亦同。[41])而知识阶层所拥有的话语权，使他们制作的文学文本相对于常由非知识阶层实践的配乐，有着绝对的主导权。

　　语言艺术的文本化(即“文学作品”)及其在生成方式上与音乐制作的分离，是人类文学史和音乐史上的大事，也是决定各文明系统中文学与音乐拥有不同存在形态的基本前提。[42] 但在此，我们触及到了本文所关注的焦点问题，即：当中国古代音乐实践一直游离于知识阶层(士人)文艺实践的边缘时，西方中世纪“教士文人”却将知识阶层的文学文本制作方式赋予了音乐实践，造成了西方文明中特有的艺术品生成方式——“作曲”，教士阶层中的一些著名文学家事实上成为了最初的“作曲家”，他们所制作的音乐乐曲也就成为了西方音乐史上最早的“音乐作品”。

　　由此，我们又触及到了进行比较文化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从文本制作的角度来看，中国古代士人与西欧中世纪教士的实践活动并无本质差异，甚至在其文学(尤其是诗歌)作品的许多形式与内容的细节上，能发现其相似之处;二者的文学活动与音乐实践都有着密切的关联性，对于士人和教士来说，前者均为后者的基础(即“文人音乐家”首先必须是“文人”，拥有文学文本——作品的制作能力)。但就音乐实践活动本身而言，却显示出很大的差异，而这种差异性又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欧中世纪教士文艺实践活动的特殊性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