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尽管中世纪的某些教会领袖(如教皇英诺森三世)极力主张君权神授和教权至上，希望将具有中央集权性质的教皇制树立为西欧的主导性政治机制，使天主教会全面继承古代罗马帝国的政治权威，但却由于从日耳曼部落武士首领演变而来的以神圣罗马皇帝为首的世俗封建君主的反抗而未能实现。[29] 这种教皇和皇帝、教士和骑士二元并存的局面，却恰好反映出中世纪西欧农业文化明自然经济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事实。[30] 中世纪是城市文明显著衰落的时代，蛮族入侵不仅破坏了古代城市，而且带来了直接建立在原始公社废墟上的封建生产关系，在6-10世纪相继并入天主教世界的地区大多还是未开垦的蛮荒之地。在日耳曼各部落接受罗马化的基督教信仰，其部分上层人士也转化为天主教教士的同时，过去来自罗马-拉丁城市的人民与教士也急剧地农村化、封建化和军事领主化。在法兰西和德意志，许多主教和修道院院长同时也是公爵和伯爵，而世俗封建主家的子弟又是各级教会首领的主要候选人。天主教教士与土地精英和农村生活的紧密联系，使他们更加接近中国古代具有地方豪强地位的士人(尤其是魏晋南北朝的的坞堡主和金元之际北方“世侯”)。而且，从卡洛林时代开始，杰出的教会人士(通常也是修道院院长和主教这样的士林领袖)与他们的门徒之间也形成了近似于中国古代察举时代“门生故吏”或科举时代“宗师座主”的亲密的人身依附关系：前者很容易因为赏识后者的品质或学识将其提升到具有官员性质的教阶职位上。9世纪晚期一位圣高尔(St.Gall)修道院僧侣(据说便是中世纪音乐史上著名的诺特克·巴布鲁斯Notker Balbulus，约840-912)撰写的《查理大帝传》中记录了这样一则与著名的修士、卡洛林文艺复兴的关键人物约克的阿尔昆(Alcuin of York，735-804)有关的轶事：

　　但是我决不该好像忘记或者忽略了阿尔昆，因此我要写一段有关他的能力和功绩的真实记述。他所有的学生，毫无例外，都以成为献身于宗教的修道院院长或主教而著称。我的老师格里马尔德就是在他的门下学习文辞诸艺的，他先就学于高卢，后来则是在意大利。但是那些在这方面谙熟的人也许会指责我在说谎，因为我说：“他所有的学生，毫无例外”，而事实上，在他的学校里有两个年轻人——在圣科隆班修道院服役的一个磨坊主的儿子——似乎并不适于被提拔为主教管区或修道院的主管人;但是即使是这两个人，也许是由于他们的老师的势力，也先后晋升到博比奥修道院司祭的职位，他们在工作上表现了最高的能力。[31]

　　作为当时最精通古代异教经典的饱学之士，阿尔昆被查理大帝视为复兴文治的肱股之臣，因而对朝廷的人事任命(尤其是与教职有关的)有着重要的发言权。在重视血统、等级森严的中世纪，阿尔昆不论出生，把这平民阶层的两兄弟运作到了大修道院高级管理者的职位，后者对他一定是感激涕零、铭诸肺腑的。这让我们想起中国古代许多过蒙知遇的寒士的经历。显然，这样的师徒关系造就的是一个学术思想和现实利益上的双重共同体，阿尔昆的学生是绝不会说出亚力士多德“我爱我师，但我更爱真理”那样的话的。

　　二. 知识阶层文艺活动的特征：文本与作品

　　既然“中华帝国”与中世纪欧洲的知识阶层——士人与教士——具有相似的社会身份意义上的结构性特征，那么他们的音乐活动与他们作为掌握着话语权的知识阶层的身份是否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到社会身份之确立的艺术活动(无论是从属于其知识创新的音乐理论研究还是与具体音乐形态有关的制作和表演实践)在二者之间是否也具有一些近似的特性呢?如何理解中国古代士人与西欧天主教教士中都存在的与其社会身份的结构性特征有着密切关系的“文人”现象?本文的历史叙事所依凭的关键性理论支点——“文人音乐家”及其音乐产品——又是如何从这种知识阶层的音乐活动中产生的?[32] 由于这一系列问题涉及到中国与西方文明在起源阶段的文学与音乐实践过程，在此我们稍作辩证。

　　众所周知，在人类各文明兴起之际(尤其是在文字作为承载知识阶层思想与文化活动的书写系统确立之前)，包含着语言、乐歌和舞蹈的宗教仪式正是“前知识阶层”实践的中心。而根据英国著名人类学家弗雷泽(1854-1941)的看法：“人类较高级的思想运动……大体上是由巫术发展到宗教，更进而到科学的这几个阶段。”[33] 就广义的西方文明(即欧亚大陆上除东亚农耕文明和内亚草原文明之外的其他文明共同体)的发展路径来说：印欧语系诸文化(如古希腊和古印度)是从原始的部族多神教中诞生了哲学和哲学式的宗教(以苏格拉底和佛陀的出现为标志)，并以此为基础逐渐产生了古代的科学体系，这种体系以理性的认识论为基础来解释“轴心突破”前各种由巫师神王用仪式和具象来解释的现象。[34] 而闪含语系诸文化，则是从原始多神教中发展出了一神论的天启宗教(以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一脉相承为主轴)。一神论宗教均激烈地反对各种巫术性质的偶像崇拜和仪式，试图以抽象的独一真神的存在及其伦理化的教条来解释各种自然和文化现象。而在历史上，基督教(罗马帝国时期)和伊斯兰教(倭马亚王朝和阿巴斯王朝的前期)都先后与古希腊哲学及科学系统发生了不同程度地结合，也就在不同程度上将这种以“逻各斯”为基础的知识体系纳入到自身的宗教框架中，从而使其教士具有了“哲学家”的性格，而与前轴心时代的祭司神王有了根本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