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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向轴心突破”与悖论中的超越——从中西比较的视角看中世纪知识阶层与仪式音乐实践的关系

作者:伍维曦   来源 :中小学音乐教育网   发布时间:2018-11-05   点击:

  古代各文明社会中的“知识阶层”和近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存在巨大差异之处还在于:后者由于身处动态化和流动性的近代社会(甚至于是工业化的城市),传统农业社会的等级限制已经破除,“知识分子”从理论上可以来自各种阶级阶层(尽管事实上是以市民阶级或资产阶级为主体的);而在古代的“静态社会结构”之中,“知识阶层”的出身受到某种限制而常常与具有一定的政治、经济优势或特权的阶级阶层结合在一起,并会自觉地维护这些阶级阶层的核心意识形态内涵。[12] 而从中国古代“士人”这一阶层兴起的历史过程来看,显然亦是为了适应社会变革之际新的结构性因素的出现,这与中世纪拉丁西方天主教教士成为知识阶层主体的过程充满了相似之处。

  在华夏各族处于氏族社会解体、古代国家形成的历史阶段,“士”并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阶层,也与知识系统及精神观念的传承无关。商、周之际,神王和巫史就如同其他古代文明中的祭司一样,是具有“通天之能”的俊爽者。[13] 商代甲骨文中大量出现商王祭祀上帝的内容,显然政治首领本人就是祭祀的领袖。[14] 周人革命之后,强调“皇天无亲,唯德是辅”,政治领袖身上的神王色彩大为削弱(绝不是消失,春秋之际仍然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政由宁氏,祭则寡人”之说;秦汉以降,天子的祭祀之责——尤其是祭天——从理论上讲,仍然是政权合法性的标志),但巫觋与史官在很长时期内仍然具有掌控和解释意识形态的大权。[15] 在“原知识阶层”活动的主要时期(在中国古代,为士阶层的鼻祖——孔子出现之前,自夏商讫于春秋),巫、史之属主要通过与各种原始宗教仪式活动有关的技能(巫术)来体现其对精神文化的垄断与控制。[16] 春秋之际,五霸叠兴,礼崩乐坏,过去由氏族贵族垄断的“王官之学”散落四方。[17] 孔子以食禄的低级贵族(即过去在氏族社会中平时为大夫执役,战时登乘作战的“士”)的身份聚徒三千讲学,高唱复兴周礼并周游列国,表明一个代表小土地所有者的新兴知识阶层开始接管过去掌握在代表氏族贵族的巫、史手中的精神文化权利。

  孔子的时代可以说标志着中国思想史上“轴心突破”的开始。华夏各族的许多基本文化特质经过他及其门派的总结被固定下来传之后世(当然与他先后同时的诸子百家大多来自过去的“士”阶层,也不同程度地参与到新知识体系的建构之中)。尽管由国家政权推行儒术是在西汉武帝之世,但从春秋末年直至秦统一为止的数百年间,儒家学派作为中国文化中知识传承和创新的主体地位不断确立也是事实,“士”这一称号也就从过去的执役登乘的“食禄”之人开始转而成为这一新兴知识阶层的专称。当大一统的中央政权建立之后,继承了“周礼”等传统文化遗产并主要代表着小土地所有者利益的儒生,比墨、道、阴阳等学派更能适应帝国体制的需求,两汉经学的盛行乃使儒学获得了独尊的地位,以通经而出仕的儒生也就成为了同时掌握知识传承及创新与“中华帝国”政治权力的士人了。

  东汉是儒学独尊地位进一步巩固和中央集权的帝国体制进一步完善的时期。从此开始,中国古代“士”阶层的基本社会身份包含着三种结构性要素:

  一、士人大多来自于农村(或在农村有着自己的专属经济和社会组织),其身份认同与行为举止与自然经济下的小自耕农生产方式有着特殊的联系(古代“四民”中的“士”、“农”本为一体);[18]

  二、士人(在乡为地主或自耕农)除了与农民一道构成帝国社会的主体外,其在生产劳动之外的主要任务是作为知识阶层的绝对主体(真正能够出仕为官者从来就是士人中的少数精英),而其知识传承与创新的基础是儒家的“圣典”(所谓“十三经”)。儒学不仅是中国古代主要的知识系统,而且是一种具有宗教性质的国家意识形态,士人在一定程度上便是这种“儒教”的“教士”;[19]

  三、士人除了在物质生产和知识传承上具有无可替代的根本性地位,在对于“中华帝国”至关重要的政治机体的运作上还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从汉代开始,来自地方农村的儒学之士便是中央和地方政府官吏的主要组成部分(尽管他们只是全部士人中的少数),而且随着历史的推移,在国家日趋庞大完善和复杂精密的官僚机器中其作用越来越大。[20]

  北宋黄庭坚(1045-1105)的一篇著名短文颇有助于我们直观地理解,经历了“唐宋变革”之后,依然不变的农业生产者(小土地拥有者)、知识精英和政府官僚在士人身上的统一:

  崇宁三年十一月,余谪处宜州半岁矣。官司谓余不当居关城中,乃以是月甲戌抱被入宿于城南。予所僦舍“喧寂斋”,虽上雨傍风,无有盖障,市声喧愦,人以为不堪其忧,余以为家本农耕,使不从进士,则田中庐舍如是,又可不堪其忧邪。既设卧榻,焚香而坐,与西邻屠牛之机相直。为资深书此卷,实用三钱买鸡毛笔书。[21]

  这三种塑造中国古代士人阶层的结构性要素,是本文用以将其和中世纪西欧天主教教士阶层进行对比的基本参照,而在我们探讨特定历史文化环境中具有主导性的知识阶层的音乐活动时,它们又可以从外在的物质条件和技术基础层面帮助我们理解二者的共性与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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