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就中世纪西欧在地缘和文化上重要的前身——从西元前8世纪兴起、到西元5世纪趋于崩溃的古代罗马-拉丁族群国家而言，其以祭司为主的“原知识阶层”的活动状况与中国在士人产生之前的情形并无本质不同;但就其所处的古代地中海世界而论，相较于作为文明重心的古代希腊而言，当后者在“轴心时代”之后大量出现出身奴隶主阶层的哲学家、智者、悲剧作家和抒情诗人等知识精英之际，古罗马文化还十分落后。从西元前2世纪开始，罗马的奴隶主贵族努力学习希腊文化，才开始培育出了自己的知识精英。然而，在中世纪开始之前，尽管拉丁民族凭借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强势统一了包括希腊化地区在内的整个地中海世界，其知识阶层却缺乏独创精神，拉丁文化的个性并不突出。相对于中国古代的士人而言，古罗马社会缺乏一个有着深厚的地方命脉并能掌握国家实际政权又在意识形态方面拥有主导话语权的知识精英阶层，古罗马国家的存在基础，主要是通过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发达的法律体系来维系以航海贸易为基础的整个地中海世界的共同市场。罗马帝国尽管一度拥有与秦汉帝国近似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但却从来没有培育出一个农业生产者与知识精英相结合的官僚阶层作为其政权的支柱;共和国晚期和帝国初期在文化上有了相当发展的罗马世界，其“文化人”和国家政权结合的关系远远不如与军事首领那样紧密。希腊-罗马的知识精英或哲学家要么比较近似于中国先秦时期的贵族政治家，要么比较像战国时期出现的半职业游士。尤其是在罗马帝国时期，管理广大国家政权的是各种专业技术人士和军事领袖，而非一个近似于中世纪教士集团的稳固的文化人阶层。在古代地中海世界，具有统一意识形态色彩的知识精英与国家政权的关系远不如在中国古代那样紧密。[22]

　　只有当中世纪西欧的三种支配性要素——即基督教的信仰、日耳曼人的侵入和拉丁化的希腊罗马文明——在大规模社会动乱的作用下发生某种“化学反应”之后，这种与中国古代士人近似的教士阶层才开始作为拉丁西方社会的重要结构性力量萌发，具有对独尊意识形态系统主导话语权的知识阶层才开始与农业生产和国家政权发生了紧密的联系，天主教教士才开始在中世纪西欧的社会中成为近似于中国古代士人的稳定因素。尤其是基督教教父们在衰乱之世所体现出的积极入世的道德勇气，虽然一度遮蔽了古希腊哲学中的“理性”力量，但却使天主教人士比起对公共事务漠不关心的古代知识精英更加接近自诩为“社会的良心”的、有着强烈救世精神的近代西方知识分子。[23]

　　自476年西部罗马帝国崩溃后，拉丁语地区实际陷入无政府混乱状态，以罗马主教(教皇)为首的天主教教士集团自然地继承了原来帝国中央与各级地方政府的权威，并且越来越不受东罗马皇帝的控制(1053年东西方教会最终决裂)。教皇制和教阶制的形成与发展，是使得中世纪教士阶层从神职人员发展为掌握国家政权的准官僚阶层的重要前提，也是他们既不同于完全受制于世俗皇权的拜占庭教会，也不同于中国古代纯宗教性的释道神职人员，而与儒士阶层十分近似的原因。[24] 格里高利大教皇(590-604在位)就是一位不同于圣奥古斯丁等古代“知识分子”的基督教思想家。具有强烈的“士人”意识和入世态度的圣格里高利明确意识到古代已经终结了，一种新的普世教会时代正在来临。相对于精微琐细的抽象思考，他更关注如何以一种简化易行的模式将基督教和与古代完全不同的农业社会结合起来。他曾经写信给教廷在西西里的庄园的管理者，对财物问题像老卡图一样锱铢必较：

　　凡是年老不孕的母牛，或者看来已很不中用的公牛，应立即出售，这样至少还能从它们身上收回一些利益……所有属于教会的农具必须在它们因年久生锈成为废铁以前出售。应把你所收到的所有款项连同这些帐册全部送来。[25]

　　对于不能贯彻其意图的下属，则施以威胁恐吓。他写给一位“玩忽职守”的主教的信犹如中国古代宵衣旰食之君给臣下奏折的批语：

　　告卡利阿里主教：由于你的疏忽，允许那些属于你教会的农民迄今还保留着异教徒的信仰。……如果我在撒丁岛的任何一个主教辖区内，能够找到一个依然信仰异教的农民，我将因这种玩忽职守的行为严厉地责罚该地区的主教。对于那些顽固不化、坚持异教信仰、拒绝皈依上帝的农民必须课以重税，加以其他严厉措施，迫使他走上正路。[26]

　　此种在宗教和政治施为上的坚定决心和通达权变，再加上他对于教会“理财”事务的关心和管理属下的干练手腕，使格里高利一世极像中国古代负有经济之才、鲲鹏之志，以安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而迥异于西方古代远离世务、皓首穷经的哲学家。格里高利熟悉圣奥古斯丁的学说，但却“通过断章取义改变重点和风格，重新改变了后者的教义原则，”“代表着进入更蛮族化的教父思想”[27]，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格里高利大教皇是中世纪第一位士人型的教士。中世纪西欧教会政治伦理学中著名的“两把宝剑”理论，就其思想基础而论是将世俗政权(即罗马帝国)视为天意(神的王国)在人间的投射，因而君主必须接受教士的辅佐与指导，这与汉代董仲舒倡“天人感应”之说、其实质是要以君权受制于儒生，达到“屈民以伸君、屈君以伸天”亦有相似之处。[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