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比较音乐文化视野下的“逆向轴心突破”

　　欧洲音乐历史进程表明：在中世纪晚期(尤其是法国“新艺术”音乐中)，伴随预构性作曲技术(以多声部为核心)和音乐的表记系统(以有量记谱法为基础)的成熟，西欧艺术音乐真正具备了“文本化”的条件，教士文人的音乐实践进入到了“作曲”和“作品”的阶段。而这一革命性的历史进程却是以之前历时千年的天主教仪式音乐实践为基础，并且是在仪式音乐的系统内直接蕴育出的。如果作为知识阶层的教士像古希腊的抒情诗人或古罗马的半职业文学家那样脱离宗教仪式音乐的实践，那么“西方音乐作品的生成”将是难以想象的。但如果从“轴心突破”之后知识阶层兴起的普遍进程来看，无论东亚还是地中海世界，知识阶层与原始社会的祭司身份及巫术性质的宗教仪式的脱离都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思想和文学文本的制作方式与仪式音乐实践没有紧密结合的条件;而即便非知识阶层的音乐家摸索出了辅助即兴演绎的提示性乐谱(通常都比较简单和不精，例如“敦煌琵琶谱”)，也无法在实践中引入文学文本式的制作观念(即把声音信息一一转化成视觉化的书面符号)，更不可能使音乐音响形态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具有“作品”的性质。

　　这里，一个看似与音乐实践关系甚远、但对于理解西欧中世纪教士音乐活动的特殊性(尤其是与教士作为知识精英的文本制作活动——特别是文学创作——相结合)却至关重要的宏大命题隐隐浮现，即：中世纪文明的起源并不是对拉丁古典文化(更不是对古典希腊文化)的直接继承，而是在古代罗马世界遭遇重大突变后出现的某种“逆向轴心突破”。 对于中世纪的知识阶层——天主教士而言，已经被古代的哲学家所超越的某些文化实践(例如“原知识阶层”的巫术和祭仪)在西欧中世纪出现了“返祖”，并与“轴心时代”之后知识阶层特有的思想文化活动(如理性的思维方式、文本的知识保持形式)并存交融，直到15世纪通过复兴古典文化对这种返祖现象实现“二次超越”之后，这种实践才开始再度退出知识阶层的活动领域(近代西欧社会在精神生活上的一个显著变化，就是职业化的知识分子-人文主义者逐渐取代或吸收了天主教教士，成为知识阶层的新主体)。[43] 但是，对于各种物质和技术层面的结构性因素已经发展到极致、而个人的内心生活却日益枯萎的古代罗马社会而言，这种貌似回归野蛮和原始状态的“逆向突破”却带来了对未来文明的发展不可忽视的新鲜血液。在罗马帝国的躯壳中，孕育着适应这种“逆向突破”的新的经济与社会形态——封建制和它的上层建筑——天主教。[44] 在中世纪之初，我们经常可以发现基督教传教士采用未开化民族的方式来和异教徒进行“统战式”斗争，许多“前轴心时代”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不仅在一般民众、而且在知识阶层——教士的意识中根深蒂固，并且和原始基督教信仰中本来就存在的对理性的怀疑——可以说是一种“温和的反智主义”——结合起来。[45] 中世纪天主教的宗教仪式十分具象地体现着将“新柏拉图主义”的神学观念作为信仰符号和蛮族原始崇拜相结合的用意。[46] 用这种“逆向轴心突破”的理论来看待中国古代士人与西欧中世纪教士的音乐活动，就能发现其根本性差别的原因。[47]

　　从比较思想史的角度来看，余英时的近著《论天人之际》对于我们理解中国古代儒士阶层为何会与宗教仪式及音乐实践分离提供了极好的思路。该书中讨论的以“道”取代“巫”可能是一个重要原因。在巫文化下，口传知识的保存与礼乐实践本是合二为一的，余英时引用《国语·楚语》中一段述古的记载来说明其实是上古各文明在巫术时期共有的现象：

　　昭王问于观射父，曰：“《周书》所谓重、黎实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无然，民将能登天乎?”

　　对曰：“非此之谓也。古者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月彻之，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处位次主，而为之牲器时服，而后使先圣之后之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号、高祖之主、宗庙之事、昭穆之世、齐敬之勤、礼节之宜、威仪之则、容貌之崇、忠信之质、禋洁之服而敬恭明神者，以为之祝。使名姓之后，能知四时之生、牺牲之物、玉帛之类、采服之仪、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摄之位、坛场肿、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心率旧典者为之宗。于是乎有天地神民类物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异业，敬而不渎，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祸灾不至，求用不匮。

　　“及少昊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蒸享无度，民神同位。民渎齐盟，无有严威。神狎民则，不蠲其为。嘉生不降，无物以享。祸灾荐臻，莫尽其气。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