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闻大庆殿及诸处各建道场，及分遣中使遍诣名山福地，以致请祷，是未达寅畏之深旨也。臣窃以为祈祷之法，必彻乐减膳，修德理刑，下诏以求谠言，侧身而避正殿，是以天意悦穆，转为福应。愿陛下法而行之。且大庆殿者，国之路寝，朝之法宫，陛下非行大礼、被法服，则未尝临御，臣下非大朝会，则不能一至于庭，岂容僧道继日累月喧杂于上，非所以正法度而尊威神也!望今后凡有道场设醮之类，并于别所安置。[62]

　　这种“重人事而轻鬼神”的观念(但并非无视天命神意，而是以理性或经验的方式对待之)正是“轴心突破”之后的知识阶层与之前的神王巫师的根本区别。[63] 余英时特别引雅斯贝尔斯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一段话说明“轴心突破”与巫术神话传统的关系：

　　希腊悲剧处于从神话转换为哲学的中间。悲剧诗人仍然从传统的质材中创造神话，并赋之以更深刻的形象，但其直觉尽管出于最早期的资料，他们在实践中却一直在对神话进行质问和解释。他们提高了神话的内容，然而也导向神话的解体。神话之获得涵义最深的整合与排定全是这些悲剧作者的创造之功，但同时，神话作为一个无所不包的真实也是在他们的手上终结的。[64]

　　就知识阶层参与宗教仪式音乐活动的问题而言，在“中华帝国”时期的士人与欧洲中世纪天主教教士二者存在根本性的不同，这通过对“逆向轴心突破”的诠释便可以得到解释。上古三代的巫觋之类的神官(所谓“精爽不携贰者”)，本是春秋晚期新兴知识阶层的直接祖先，但经历轴心突变之后的士阶层对待礼乐的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宗教性成分减弱(但并未消失)，而世俗国家政权性质增强。故而士大夫阶层的音乐活动是远离仪式实践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排斥娱乐音乐)。[65]

　　五.“逆向轴心突破”发生的社会环境与精神条件及“中世纪”的形成

　　让我们再回到西罗马帝国崩溃之际的欧洲。对比古代拉丁文化在5-7世纪没落之际的情形可以发现，被古希腊知识阶层(“哲学家”)终结的“神话”借着基督教的仪式外壳又重新还魂了，而且塞进了大量蛮族的原始信仰。社会动乱与道德堕落，使这一时期的教父普遍质疑古代文明的合理性与正当性，尽管基督教神学保留了相当一部分古代学术的素材，但不能进入神学范围的知识产品全被视为“异端”加以排斥，中世纪初期的教会领袖尽管仍然是有似于中国古代士人那样的“知识阶层”，但却流露出为一般知识阶层所少有“反智主义”倾向和对超越于日常经验又无法被理性验证的极端神秘主义的向往。这一时期泛滥的修道院运动和教会组织在全社会的建立，为许多接受过古典文化教育但已经转化为基督徒的知识精英重新披上了“轴心时代”前神王祭司的袍服。[66] 被认为具有“通天”之用的宗教仪式及圣咏成为知识精英承担社会责任的第一任务，对文本化知识的传承与创新反而退居次要地位。

　　“中世纪西方诞生于罗马世界的废墟上。”[67] 更确切地说，是诞生在操拉丁语的原来罗马帝国的西部的废墟上。尽管许多受“启蒙”思想影响的历史学家(如爱德华·吉本)认为：基督教是在内部腐蚀罗马帝国的最重要因素，就如同蛮族的入侵是摧毁帝国的外部因素一样。但真正摧垮一种秩序的只能是其自身内部的结构性政治与经济危机。而在5世纪上半叶，这种危机最为严重的地区正是承受内忧外患的拉丁西部。一位当时的修士萨尔维安(Salvian，390-484)记录到：

　　穷人遭劫，鳏寡呻吟，孤儿之甚以致众人纷纷向敌人寻求庇护，其中甚至包括那些出身高贵、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这样，才不致在暴政中受难，他们到蛮族中寻找罗马人的人性，因为他们不再赞成罗马人野蛮的非人性。……他们宁愿去适应迥异的习俗，也不愿忍受罗马人的不公与残忍。因此，他们移民到哥特人或巴高达派中去，抑或各方面都很强大的其他蛮族中间。他们没有理由为这种流亡而懊悔，因为他们宁愿以奴隶的身份过着自由的生活，也不愿以自由人的身份当实质上的奴隶。过去，罗马公民的头衔不仅受人尊重，而且价值连城，现在却横遭拒绝，不仅一文不值，而且令人生厌……[68]

　　对于在此之际纷纷投入教会的受过良好古典教育的有产者来说(最著名的如圣奥古斯丁和安布罗斯)，“腐烂了的罗马文明亟需学习一些新鲜的、年轻的蛮族的美德”;针对一些残存的异教徒指责正是基督教毁掉了帝国的说法，他们在观念上彻底地抛弃了帝国，把希望寄托在非人工造就的上帝之城上。[69]

　　而对于大量成群涌入不断衰落的“文明开化”地区的“蛮族”来说，基督教在很大程度上就代表着罗马，接受基督教就意味着成为名义上的罗马帝国的子民。对于单纯、迷信而又残忍的日耳曼人来说，新柏拉图主义哲学根本是无法理解的，但天启宗教教义中的无边神迹和天堂地狱之说却和罗马人残存的物质优势一样吸引他们。从5世纪末到8世纪初，原西罗马帝国境内经历了与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黄河流域相似的混乱局面。许多刘渊、石勒、符坚似的“蛮族”首领(主要是各种日耳曼人部族)率众进入到高卢、西班牙和意大利，与当地的罗马旧势力——此时的地方豪强已经基本转化为各级教会领袖——既斗争又合作。蛮族的大规模入侵，最终打破了古代社会的生产关系，也彻底毁灭了古代知识阶层所寄居的城市(用圣奥古斯丁的学生、5世纪高卢教士奥罗西乌斯[Paulus Orosius，375-418]的话说：“大城市的瓦砾堆里只有零散的可怜人群、昔日灾难的见证者，还在向我们证明着一个早先时代的名字”[70])，并且将自身的许多习惯带入了原罗马-拉丁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