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历史上，中世纪大约是最少受到轴心突破之后产生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支配的时期。教会领袖对于古代文化与知识的两面性实际上是一种温和的、基于经验和超验的矛盾统一的“反智主义”：

　　当然，在中世纪的第一个世纪里，古代文献的减少促进了基督教修士著作的传播。中世纪所了解的古代文化源于晚期罗马帝国，它以早期中世纪更容易认同的一种蛮族化的方式重新吸收、利用和解析了古希腊-罗马的文学、艺术和思想。[85]

　　对这一时期支撑着拉丁西方行将倒闭的大厦的教士阶层而言，一个显著的变化是随着教育与文化的迅速衰落，这个新兴的知识阶层的知识水平变得十分低下，在过去的那些接受过古典教育的教会作家著作中体现出的对于文本写作的熟练和对于文学风格的追求几乎荡然无存。波伊提乌斯被称为“最后的罗马人”，在他临终前的《哲学的慰藉》中，我们除了可以感受到古代哲学思想的回光返照之外，还可以发现古代最后的文笔优美的拉丁语散文与诗歌，尤其是其中的韵文，完全是作为文学性的修饰成分装点着承载哲理的散文。[86] 而格里高利大教皇的拉丁文水平就远不能与波伊提乌斯相比了，并且他一方面毁灭了许多古代的异教文献，一方面又在其著述中塞入了大量有关得救的荒谬传说。[87] 而比他更早一些的6世纪初的维也纳主教阿伟图斯在其新版诗集著作的前言中说因为很少有人懂得音节的规则，他已经决定放弃古代诗歌的韵律。[88] 在高卢，普瓦捷主教福尔图纳图斯(Fortunatus，约530-600)被视为最后的拉丁诗人之一，他写诗歌颂当地的主教和蛮族首领，而像他这样的以专门的文学文本为制作对象的诗人从7世纪开始逐渐绝迹了。[89] 福尔福纳图斯除了模仿古典拉丁作家诗歌的韵律和题材外，还创作了一些具有鲜明中世纪特性的诗篇，例如他在一首咏十字架的赞美诗中写道：

　　王者的旗帜向前指，高高飘扬，

　　十字架的秘密大放光明，

　　在架状物之上吊着

　　创造者的肉身。

　　铆钉把肉和木头钉紧

　　手张开，遗迹，

　　感谢耶稣的补赎

　　寂物洗净罪的污渍。[90]

　　虽然福尔图纳图斯对于音步的运用极熟练，但这诗节中强烈的宗教感情、对于痛苦与暴力的直陈式呈现和神秘主义的狂热，都是典型中世纪的。福尔图纳图斯诗作中的这种宗教感情在卡洛林时代的仪式音乐实践的重要衍生产品——继叙咏——中，将会得到进一步的培育，并成为直到14世纪之前，教会人士的文学-音乐制作的基本情感素材。[91]

　　因而，从文明发展的普遍经验来看，中世纪知识阶层——教士——的兴起源自“逆向的”轴心突破。由于对一种发展到极致而衰落的古典文明的恐惧和厌恶，而欲回归到一种粗糙、原生、蒙昧然而虔诚、纯洁、朴素的精神与物质状态。当然，古典的标准并没有完全被忘记，只是在新的价值体系中被扭曲和封存了。这是为何中世纪欧洲既像魏晋南北朝乱世，又像先秦新思潮起源时的原因。一方面，教士们想要回到符合其宗教理想的古代，另一方面，他们其实在创造着一种含有某些古代元素的新文明。而这一借助基督教巢穴的文明的诞生过程是如此漫长而又难产，以致持续了一千年之久。

　　六.“逆向轴心突破”中的悖论：知识阶层与巫觋祭司在仪式音乐中的融合

　　而中世纪(尤其是在12世纪之前)的教士们以极其狂热、专注和虔诚的态度参与仪式和圣咏实践这一历史现象，则可以视为“逆向轴心突破”的重要产物——在以天启宗教的教义改造了古代思想遗产后，又面对日益“蛮化”和“倒退”的社会心理(尤其是面对刚刚脱离原始巫术崇拜的蛮族皈依者)，已经全部转化为教士-祭司的知识阶层，开始重新全面回归巫师性质的“礼乐”活动，全面掌握仪式音乐实践的整个过程，并以此来确立国家意识形态的正统性和其个体心灵沟通天人的宗教目的。[92] 在古典希腊和拉丁文明中已经实现知识阶层/宗教祭司二元分离的模式，在西欧中世纪却是由教士阶层一体承担的。为了解决西罗马帝国崩溃后的绝望内心世界和适应“新欧洲”较低的精神文化水平，至少在社会行为的表层上，造成了一种“文化返祖”的现象;古代地中海文化以“理性”为基础的知识系统在认识论和本体论意义上(而不是工具意义上)，却遭到古代哲学家在中世纪的继承者(如果勉强算得上继承者的话)——天主教士——的敌意与轻视。[93] 这种现象在人类文明史上非常罕见，故而中世纪天主教教士以“轴心突破”后古代文化的继承者而身兼仪式(其实是一种降神的巫术)音乐的实践者，也是人类知识阶层发展史和精神文化史上一种特殊的现象(就“西方”文明自身的发展路径而言，这一“悖论”在文艺复兴时期遭到了全面清算，在之后的近代又被有意无意地掩盖了)。

　　而且在传播教义的过程中，教会领袖特别注重将其和蛮族异教的仪式传统结合起来，创造具有“罗马天主教特色的基督教”。例如格里高利大教皇在派遣康特卢贝的奥古斯丁率一众修士前往不列颠传教时，他特别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