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你垂怜。

　　3.罪恶的救赎者，最伟大的免罪的执行者，去除我们的罪行，用神圣的报答充满我们。

　　求你垂怜。

　　这首附加性乐曲的歌词部分可以被视作一个独立的语义文本，但如果从纯文学的角度来看，“附加”进去的拉丁文的部分与圣咏中原有的希腊文的部分(如每一句结束处的“eleison”和“II”之“1”、“2”开头的“Christe”)很不协调;当然这个语义文本并非一个独立的文学文本，而是作为仪式歌词文本的释义被镶嵌进去的，为了表明附加的部分与原有的慈悲经经文的关系(也可以说是区别)，作者保留了“eleison”的“e”这个音节上的纽姆式配乐，这就与之前由于附加填词而造成的音节式词曲关系构成了鲜明的对比。我们可以比较一下这首普罗苏拉所附加的原始圣咏：

　　谱例2：Kyrie IV：Cunctipotens genitor Deus [112]

　　这首慈悲经遵循惯例，由四个乐句构成(第一和第二句分别配合第一句“Kyrie eleison”和“Christe eleison”，各唱三遍;第三句和第四句配合第二句“Kyrie eleison”，分别唱二遍和一遍)，第四乐句最为长大，显然为其具有总结性格之故。而经过提奥图洛的附加处理，原来素歌的第一乐句和第三、第四乐句上的“Kyrie”在歌词文本中消失了，只有第二乐句中的头两次“Christe”被保留(第三次“christe”也被取消)，但完全融入了附加文本的语义逻辑中(大约是因为“Chirstus”这个希腊词已经拉丁化了)。这样一来，便造成了一首由九个散文句子构成、但均以“eleison”这一具有感叹性质的“外来词”结尾的特殊的“诗章”。通过对词曲关系的彻底改造，原来的花腔希腊文慈悲经被赋予了明确的语义表现力与结构力(“全诗”在语义情绪上的高潮和关键性的语句正是第四乐句所对应的最长的一个文句)，也可以说是被彻底地“拉丁化”了。在这一改造实践中，通晓拉丁文的知识阶层的文学文本的创作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而同一作者对于素歌咏唱的熟练和对于花腔曲调本身微妙的音乐感受力，又使这一附加处理宛若天成、不露窠臼，这不能不说是法兰克本地的知识精英对于外来的仪式内容的精心改造与创新。[113] 而这种改造对于原来的素歌的传承与流布显然发生了重要影响，现今《通用本》(Liber Usualis)慈悲经的标题正是它们所使用过的附加段的开头词句(犹如词牌后的诗歌文本的首句，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之类)，显然，获得普遍认可的附加处理中包含的文学信息有力地增添了原来素歌的生命力。[114]

　　结语

　　从文明发展的普遍经验来看，中世纪的起源(也可以说是现代西方文明的起源)是一种特例。由于对一种发展到极致而衰落的古典文明的恐惧和厌恶，而欲回归到一种粗糙、原生、蒙昧然而虔诚、纯洁、朴素的状态。当然，古代的标准并没有完全被忘记，只是在新的价值体系中被扭曲和封存了。就欧洲文学史的发展轨迹来看，从中世纪开始至1000年之前的一个显著事实在于：这一时期的拉丁语文献中纯文学作品的数量与质量相对于古代显著地衰退，对于4-6世纪那些受过良好古典教育的教士来说，文字的作用主要在于“解经”而非修辞与审美;而在“黑暗时代”之后，就连这种文字能力在拉丁西方的教士中也一度普遍丧失了，“卡洛林文艺复兴”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这种能力，但也仅仅是使“知识阶层”不至于消亡。在古罗马时期已经十分成熟的纯文学创作意识和“职业文人”阶层在整个中世纪都不存在，而与古希腊荷马时代相似的出自民间说唱艺人的史诗和游吟诗人的流行诗歌大行其道，而这种现象正是在知识阶层兴起之前的“蒙昧时代”所特有的。[115]

　　而这种在文明演进史上出现的“返祖”与“倒退”(当然是进化论意义上的)却为我们理解中世纪教士文人的音乐活动的特殊性提供了极好的参照：正是由于“逆向突破”的原因，知识阶层——天主教教士——重新进入了“轴心突破”前与巫史等“原知识阶层”紧密相关的仪式音乐实践。[116] 但我们必须承认：“逆向突破”并不意味着“知识阶层”的消失和对之前“轴心突破”成果的全部放弃。一个重要的为知识阶层所专有的文化工具——文字与文本系统——仍然被中世纪的教士们牢牢掌握着，并且用来实践神学中最核心的内容——对基督教《圣经》的解释。[117] 由于宗教仪式及音乐实践与神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圣咏的制作、传承和咏唱成为中世纪知识阶层除了通晓拉丁文和《圣经》之外必须的“技艺”(这种特殊的技艺犹如书法对于中国古代士人的重要性)[118];而且对于中世纪的教士来说，他们不同于古代的知识阶层之处还在于其与政教合一的国家政权的天然联系，各种不同等级的繁琐仪式成为维系政权声望的重要方式，而各地相对整齐划一、被纳入统一体制的仪式圣咏也是罗马教会普世权力的标志。仪式音乐与知识阶层的紧密结合，使得文本和书写的工具与载体被很自然地用于记写圣咏的音高(纽姆符号本身来自于语言声调记号，是对于圣咏歌词记录的一种延伸);也使得对实践性音乐问题的关注在从古代传承的“自由七艺”的“Musica”学科中占有一席之地(而古希腊音乐理论著作很少涉及如何教唱和记谱)。乐谱由于宗教仪式及这种仪式对于政权的重要性的原因，在其被14世纪的文人音乐家培育成严格的表记系统前，就具有了某种神圣性和传承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