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上世纪中叶开始，受到欧美和苏联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影响，许多中国学者开始用西方社会的形态发展理论来反观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规律。应该承认，一味以西方社会发展的实践所形成的经典模式(如古代地中海世界的古典奴隶制、中世纪西欧的封建制、近代的资本主义制度)来套用中国历史情况是值得商榷和反思的，如著名上古先秦史学家杨宽就认为：“中国从古到今的历史发展规律，很明显不同于欧洲的历史，既没有经历古代希腊、罗马那样典型的奴隶制，也没有经历欧洲中世纪那样的领主封建制”(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7页)。但中、西社会经济史发展过程的基本趋势，也仍然符合人类社会从前现代的农业-手工业社会向现代工业-商品社会发展的一般性特征(当然中国的工业化是在西方列强的经济入侵与技术输入下逐渐实现的);而相对于古代希腊罗马和文艺复兴以来的近代社会，中世纪欧洲与古代中国的相似性无疑是最大的。这种由生产方式所决定的在生产关系上的趋同性，被有学者认为是“建立在大土地所有制和小生产者分散经营”之上的广义的“封建社会”(马克垚：《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学林出版社，1997年，6页)。

　　[10]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自序”，1页。

　　[11] 如依照余英时的观点，中国古代的“士”并不限于正统的儒学之士和男性知识精英，一些重要的佛教、道教思想家和女性也是广义的“士”的组成部分，那么“士人”就几乎可以视为在中国古代唯一的知识群体了。(参见：《士与中国文化》，“自序”，10页)

　　[12] 如中国古代“士”阶层的来源虽然大体上是开放的，其知识生产的对象也不限于某一教派，即不存在古代印度的婆罗门祭祀那样“垄断教化权利的特殊阶级”(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2页)或者像中世纪西欧的天主教僧侣那样“为自身的武断思想作系统化的努力”(前引)，但仍然对某些社会阶层持排斥态度(大体来说，“四民”之中的“工、商”是无法顺利进入“士”阶层的);当一些外来的意识形态(如魏晋之际的佛教)与儒家学说的最基本原则发生冲突时，士人(如范缜、韩愈)也会与佛徒产生激烈的对抗与论争。

　　[13] 东汉王符云：“天地开辟有神民，民神异业精气通。行有招召，命有遭随，吉凶之期，天难谌斯。圣贤虽察不自专，故立卜筮以质神灵。”(《潜夫论》，中华书局，1985年，380页)有关“轴心时代”前后“神王”与知识阶层和宗教仪式音乐的关系，详见后文。

　　[14] 参见：胡厚宣：《殷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450-462页。

　　[15] 《左传》中大量出现的占卜和预言，表明直至春秋晚期，华夏族仍然高度依赖于过去具有通灵能力的巫史;而与上古时期占卜活动有关的《周易》后来转化成为儒家圣典之一(孔子自称“五十而学易”)。另外，在秦汉以后入住中原的各北方游牧部族的早期历史上，还可以窥见许多与上古华夏族近似的求巫问卜的习俗。

　　[16] 西周宫廷中的师、史、瞽都是从夏、商时代的“精爽神士”传承而来的具有特殊技艺的、祭司性质的人员。其职责在于实施礼乐、记录历史、传承文化，是“轴心时代”知识阶层——士的前身。与礼仪有关的音乐技能，是这种“前知识阶层”掌握的基本精神文化事物。《国语·周语上》：“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周礼·春官·大司乐》：“以六律、六同、五声、八音、六舞大合乐，以致鬼、神、亓，以和邦国，以谐万民，以安宾客，以说远人，以作动物”;《周礼·春官·太师》：“太师掌六律六同……教六诗，曰风、赋、比、兴、雅、颂”;《礼记·文王世子》：“春诵夏弦，大师诏之瞽宗”;《左传·昭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请所用币。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举，伐鼓于社;诸侯用币于社，伐鼓于朝。礼也。”平子御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于是乎有伐鼓用币，礼也。其余则否。”大史曰：“在此月也。日过分而未至，三辰有灾。于是乎百官降物，君不举，辟移时，乐奏鼓，祝用币，史用辞。故《夏书》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此月朔之谓也。当夏四月，是谓孟夏。” 据此可知：在春秋晚期之前，占卜、祭祀、著史、采诗、合乐并以文化技能传授氏族贵族的教育职业均集中于师史巫觋之一身，音乐的实践技能与其他精神文化活动是紧密结合的，礼、乐、诗三者，并非抽象的学术理论，而是具体的生活技能，均通过师史之属加以传承。

　　[17]《左传·襄十一年》：“郑人赂晋侯以师悝、师触、师蠲，广车、軘车淳十五乘，甲兵备，凡兵车百乘，歌钟二肆，及其鏄磐，女乐二八。”此言列国以本来神圣的乐官私相授受。《论语·微子》：“大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此言鲁国公室衰微，不能保持威仪体制，致使乐官流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