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发展是延续而不可中断的。公元1000年前的文化倒退，使天主教僧侣同时兼有知识阶层与神王祭祀的两重身份，从而也融合了文本制作与仪式音乐两种基本技能，而从11世纪开始的“新欧洲”逐渐向15世纪“文艺复兴”再次超越的过程中，又正是这种奇特的“返祖”现象为文学作品意识重新滋长之后的教士“文人”以文本化的思维创造音乐预备了技术条件。“文人音乐家”很自然地将运用文字创制诗歌的方式带入到音乐生成领域，最终催生了“新艺术”时期发达的音乐文字系统——有量记谱法，从而在人类历史上非常罕见地造成了音乐音响的精确的视觉符号化，并使“作曲”成为了一种音乐实践，“作曲家”这样一个就艺术创作思维来说与文学家高度近似的群体，正是从中世纪知识阶层的仪式音乐制作活动中滥觞的。[119] 如果说，真正的作为实践“音声”的西方音乐的源头是来自于“逆向轴心突破”后出现的宗教音乐，那么我们就应该注意到这种音乐的实践和理论出自一个具有“文化返祖”特性的知识阶层之手的特殊性：一方面，它使得教士比中国古代的士大夫得以更为紧密地与仪式音乐实践相结合;另一方面，它又使得前者可以将“文人”的作品观念凭借知识阶层所独有的文本书写手段置入到他们每日咏唱的圣咏中，并且在将音乐与文学文本的产生过程再次融合之际，在将仪式音乐的素材娱乐化、艺术化的同时，也将这种被娱乐和艺术化的音乐文本化和作品化(这方面，经文歌在13世纪的出现是一个典型的例证)。由此，西方艺术音乐的几个基本特征就全部具备了，并且在文学与音乐的实践第二次分离后仍然保存下来。[120]

　　[1] 本文刻意避免了使用“知识分子”(intellectual)这一在现代中文语境中具有强烈的现代和西方特质的术语，而改用比较中性化的“知识阶层”(在英文中可以表述为：“intelligentsia”或“intellectual stratum”)这一概念，以突出对于具有前现代社会特征的中国士人和西欧教士的比较研究。具体分析详后文。

　　[2] 在本文的论述范围中，“天主教欧洲”、“西欧”或“西方”的地理界线，指的是在“穆斯林、拜占庭和斯拉夫三大集团包围中”的“罗马-日耳曼世界”。这与以地中海为中心“古代西方文明”有很大的不同。而我们需要注意，“欧洲”这一概念就其比较接近现今的用法而言，其起源却不是在古代，即“按照该词的这种含义——其历史内容极为丰富——欧洲形成于中世纪早期。严格意义上的封建时代开始时，它已经形成了。”(参见：马克·布洛赫：《封建社会》【上卷】，张绪山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30-33页以及帕特里克·格里(Patrick J. Geary):“欧洲认同在中世纪早期的构建与当代挑战”，吴愁译，《文汇学人》2016年6月4日)。

　　[3] 卡尔·雅斯贝尔斯：《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李雪涛译，华东师范大学初版社，2018年。雅斯贝尔斯提出这一历史哲学的重要观念，是基于两次世界大战后欧洲文明遭遇深刻的精神危机的思想史背景，努力以全球性的历史观念批评“欧洲中心主义”的偏见并反思自启蒙运动以来成欧洲知识体系支柱的“进步史观”而得出思想结晶，对“二战”后的西方人文与社会科学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雅斯贝尔斯看来，“轴心时代”为“人类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并树立了标准。而科技时代则一方面是对轴心时代所取得成就的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又为新的轴心时代的突破进行了必要的准备。尽管如此，在科技时代人类并没有找到新的历史意义，人类的第二次突破，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努力。”(李雪涛：中译本“解说”，前揭，350页。)

　　[4] 维尔纳·叔斯勒：《雅斯贝尔斯》，鲁路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167页。

　　3 余英时：《论天人之际》，中华书局，2014年，8-9页。

　　[6] 参见前书“代序：中国轴心突破及其历史进程”，1-62页，该序言中的理论思考对本文的写作有很重要的启示。

　　[7] 对此，余英时有言：“我自早年进入史学领域之后，便有一个构想，即在西方(主要是西欧)文化系统对照之下，怎样去认识中国文化传统的特色。……在世界上几个主要的古老文明中，中国的文明体系独以长期的持续性显其特色。……在这三千多年间，变化起伏虽然大而且多，但中国史的连续性与欧洲史形成了十分鲜明的对比。……“中国文化是一个源远流长的独特传统，终于会成为史学研究的基本预设之一。”(《方以智晚节考》(增订本，三联书店，2012)，5-6页)

　　[8] 相对于原来罗马帝国的拉丁化地区，希腊化的东部地区在5-7世纪之后所经历的动乱与冲突要轻得多;东罗马帝国尽管也经历了基督教化的过程，但古典文化的保存状况却比西部要好得多，对古希腊哲学和经典的传习从来就没有中断过，而且在伊斯兰文明兴起后，这种传承又从拜占庭人接续到阿拉伯人那里。甚至在东罗马帝国灭亡之后，“虽然它的高水平的文化没有使其统治长盛不衰，但是它的语言、文学、教会和精神传统在奥斯曼帝国得以延续下去。”(沃伦·格里高德：《拜占庭简史》，崔艳红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260页。)总体而言，在东地中海地区，天启宗教与古典异教文化是和平共处的，也没有任何原始状态下的破坏性力量改变这种文明的自然发展进程。因而，我们可以认为，在大一统的罗马帝国解体后的东正教世界并没有出现一个“逆向轴心时代”，也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中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