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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向轴心突破”与悖论中的超越——从中西比较的视角看中世纪知识阶层与仪式音乐实践的关系

作者:伍维曦   来源 :中小学音乐教育网   发布时间:2018-11-05   点击:

  [18] 中国古代士、农之间的关系一般并不是西方近代意义上(或者说欧洲历史经验中)的对立阶级的关系,而是以家族、血缘等因素结成的经济和社会共同体。魏晋六朝之际,庄园经济盛行,佃客对主人的人身依附关系大为加强,但这种人身依附程度并没有达到欧洲封建社会的成熟度。北朝乐府民歌《琅玡王歌》唱到:“客行依主人,愿得主人强。猛虎依深山,愿得松柏长。”是对这种关系的形象表达。这种超越了阶级关系的农村社会生产结构被日本历史学家谷川道雄称为“豪族共同体”(参见:张承志:“桃花源里的门宦”,《常识的求知:张承志学术散文集》,三联书店,2012年,324-325页)。

  [19] 马克斯·韦伯最早提出了这一看法,他同时注意到,“儒教与信徒的关系,不管是巫术性质的,还是祭祀性质的,从其本义上讲,都是此岸性的,比起任何地方、任何时期的宗教关系的常规表现来,这种此岸性都要强烈得多,原则得多。”(《儒教与道教》,王容芬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195页)这种将儒学、儒术和与国家政权结合的儒生视作宗教与教士的理论,为任继愈所进一步阐发,见氏所著“论儒教的形成”、“儒家与儒教”、“儒教的再评价”等文(《任继愈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年,115-168页)。

  [20] 在中国历史上分裂割据的时期,士人虽然与统一的中央政府失去了政治联系,但纷纷效命于地方政府,相当于将大一统的帝国政治机构在较小的地理区域内复制;在比较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尤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作为地方世家大族领袖并掌握着一定的武装力量(如佃兵、部曲)的士人,其本身还有可能成为割据一方的政治势力,这与中世纪西欧不断封建化和军事化的高级教士有相似之处。但这种群龙无首的局面并不是“中华帝国”全部历史的常态。

  [21] 黄庭坚:《题自书卷后》,蒋方(编选):《黄庭坚集》,凤凰出版社,2014年,328页。

  [22] 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文化并不能为经济和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层所独占,尤其在拉丁西方,许多罗马贵族的家庭教师是希腊奴隶,古罗马文学的奠基者乃是释放奴隶。即便在罗马贵族成为了拉丁文学的主体之后,在罗马帝国之内,他们也不是思想文化的主要创造者和拥有者。但在基督教成为罗马的国教而在西欧普遍流传以及5世纪开始西罗马帝国陷入长期动乱之后,古代文化遗产的残余很快地被全部集中在了基督教教会人士的手中,非基督教的(以及非正统的异端)文化人都遭到了排斥和打击并趋于消亡,这与儒家人士在两汉之际凭借经学研究垄断知识领域的情况近似。

  [23] 参见: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自序”,4-6页。

  [24] 根据乔治·杜梅齐尔(Georges Dumézil,1898-1986)等人类学家的研究,早期印欧语系各文明的社会形态中,都存在教士、武士、农夫(即“祈祷者”oratores、“战斗者”bellatores、“劳作者”laboratores)的三分性模式。在古代希腊社会发展中,随着城邦制度的完善和专门性知识阶层的兴起,在古代罗马,随着帝国体制的确立和古典奴隶制的成熟,这种三分性模式逐渐被打破。而在中世纪“逆向轴心突破”的文明特征下——尤其是伴随日耳曼人的社会组织从原始公社直接进入封建社会并带动整个西欧的封建化,这种原始性的三分社会阶层模式又开始重新出现(参见:罗贝尔·福西耶:《这些中世纪的人》,周嫄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1年,192-197页;雅克·勒高夫:《中世纪文明(400-1500年)》,徐家玲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275-280页)。中世纪的正统观念严厉谴责不守本分、想要改变自身社会地位的人(“一切创新都是恶的象征”[福西耶前书,171页];“所有不安于世袭地位的人都要耍阴谋诡计”[勒高夫前书,26页]),试图将这种小农社会的等级制度永远延续下去,直至末日审判的那一天。这种被视为三元谐和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一直延续到法国大革命的前夕。这与中国古代社会以“士、农、工、商”为社会基本阶层的治理模式即有很大差异,但亦具有前工业时代的农业文明的相通之处(中国古代的社会阶层划分尤其体现在政府户籍中的分类上)。但中世纪西欧之毕竟不同于印欧语系各文明的原始时期之处,便在于“轴心时代”之后兴起的知识阶层并没有真正消失,而是与具有“巫觋”身份的教士-祭司身份结合在了一起。在教士群体内部,不仅有修道院僧侣、在俗神父和接受过一般宗教教育的“教士”的区别;而且事实上也存在知识精英、行政官吏、武装领袖和一般劳动者的“职业”分野,尤其是在11世纪日趋世俗化和官僚化的罗马教廷和12世纪之后出现的具有军事封建性的修道团中(如圣殿骑士团、医院骑士团)更是如此。而在实际生活中,三者都不是绝对封闭的团体,而是存在一定的流动性(尤其是宗教领袖和世俗诸侯之间),而且越到中世纪后期,这种流动性越来越强。尤其是在教士阶层急剧“士人化”和“文人化”的12-14世纪,西欧社会阶层的构成与整体模式与中国古代东汉至北宋这一阶段的相似性就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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