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 刘明翰：《罗马教皇列传》，人民出版社，2013年，18页。

　　[26] 刘明翰：《罗马教皇列传》，人民出版社，2013年，19页。

　　[27] 亨利·奥斯本·泰勒：《中世纪的思维：思想情感发展史》(第一卷)，赵立行、周光发译，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90-91页。

　　[28]“两把宝剑”的说法源出于《新约·路加福音》22章38节：“他们[按：耶稣的门徒]说：‘主啊，请看!这里有两把刀。’耶稣说：‘够了’”，经过其后的教士代代演绎诠释，最后形成了主教和君王的“两种权力”的说法(天主教理论家建构出了一套上帝-基督-圣彼得-罗马教皇的道统和君士坦丁-查理大帝的君统，又通过伪造“君士坦丁献土”等文献将后者从属于前者，构成了基督教世界帝国的正统)。11-12世纪的教会理论家(如教皇格里高利七世、教会法学家格拉提安、神学家达米安、教会活动家明谷的贝尔纳等)极力宣称这两种权力都属于以教皇为首的天主教会，只是教会将世俗权力下放给了国王，力图将教皇尊奉为奉天承运的最高权力拥有者(参见：I.S.罗宾逊：“教会与教皇制度”，J.H.伯恩斯(主编)：《剑桥中世纪政治思想史》(上)，程志敏等译，三联书店，2009年，401-425页;菲利普·内莫：《教会法与神圣帝国的兴衰》，张竝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262-271页。)而汉代儒家思想最重要的代表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则提出了与之相似的理论(只不过儒家将两种权力都集中在了帝国时代的专制君主身上，但不断强调其宗教性的权力要先于政治性的权力，只有拥有了“天命”才是“正统”)：“天者，百神之君也，王者之所最尊者。”(《郊义》)“天子不可不祭天也，无异人之不可以不食父。”(《郊祭》)“已受命而王，必先祭天，乃行王事，文王之伐崇是也。”(《四祭》)“天若不予是家，是家者安得立为天子?立为天子者，天予是家。”(《郊祀》)与天主教政治思想十分相似之处，是儒生也认为良好的政治秩序不是通过武力或是法制奠定的，而是来自于具有宗教色彩的“天命”。虽然儒学比基督教更强调通过人伦与道德去实践天意，但他们都认为祭祀上帝是论证君主统治的合法性的前提(《春秋繁露》和《白虎通德论》均不厌其烦地强调礼仪的细节)，将世间的良好统治秩序视作天意的对应物。由是观之：儒家的“天下”观与中世纪天主教的“罗马帝国”观念几乎如出一辙。

　　[29] 在中世纪的大多数时候，教士和骑士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拥有意识形态主导权和发展主流文化的权利，而在领地、行政权乃至家庭方面，其区别并不明显(西多会运动前许多主教是可以结婚的;12世纪之前的“教士”也是可以结婚的，只有神父才被要求独身)，他们倒有些像中国古代自晚唐开始文臣和武将的差别(而武装化的修士在十字军时期也大量存在)。而正是在这种文化权利方面，依靠教阶制、修道院、教堂组织起来的教士与在政府服官以换取特权、靠查举征辟或科举出仕的士大夫极为近似。

　　[30] 相对于中国古代出现的儒学与佛教、道教等意识形态系统并存和斗争的局面，欧洲中世纪在宗教信仰方面尽管高度统一，但反映在教理、教义以及政治权力上，却出现了典型的二元对立的情势。在中国古代被高度集中的宗教和政治权力——皇权，在中世纪西欧却分属教皇和皇帝，并且二者的权利划分关系是错综复杂的。在他们下面，还有各级主教和诸侯，构成了复杂的政治和地理上的封建体系。这与中国古代自秦以后垂直式的治理模式截然不同(尽管在理念层面，中世纪的教皇与皇帝都追求戴天受命的大一统政治秩序)。在11世纪教权与皇权的斗争中，由于教皇最终取得了胜利，世俗统治权事实上被最终集中到了罗马教皇的手中，十字军时代的教皇与皇帝的关系，颇似戴克里先体制下“奥古斯都”和“凯撒”的关系，而皇帝以下的各级封建主都有成为教廷藩属的趋势(尤以英诺森四世时代最为显著)。在此背景下，教士阶层的政治、社会、文化地位就更接近中国古代(尤其是魏晋至隋唐)的士大夫阶层了。13世纪晚期，教皇权威低落，重要的封建国家(如法兰西)实力增强，获得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威望，大量的教会精英(尤其是一些出生下级贵族和平民家庭的教士)就被吸引到了世俗封建宫廷中，凭借自己的智力、才华和手腕为其服务，在中世纪晚期世俗王权显著加强的趋势下，教士阶层的官僚化也最终完成了。这种官僚身份(与中国北宋的情形近似)，是其发展出高度成熟的文人音乐文化的重要前提。

　　[31]艾因哈德/圣高尔修道院僧侣：《查理大帝传》，戚国淦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46页。

　　[32]“文人音乐和文人音乐家”是笔者近年来从中、欧文化比较的视角观察中世纪天主教士的文学与音乐实践活动时，所引入的一个关键性概念。相关研究，请参见笔者之前发表的论文：“中世纪晚期的文人音乐家现象——兼论西方音乐中‘作品’观念的生成”，《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2010年第1期;“从古代到中世纪——早期基督教思想家眼中的‘音乐’和‘音乐家’”，《音乐研究》2013年5期;“中世纪盛期教会音乐活动中的文人性因素——以阿贝拉德、希尔德加德、沙蒂永的瓦尔特和莱奥南为例”，《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2014年第1期;“中世纪‘文人音乐家’的典型：菲利普•德•维特里及其音乐活动”，《音乐探索》2014年2期;“在文人传统与音乐西学的夹缝之间：青主音乐观的思想史意义”，《音乐艺术》2015年4期;“卡洛林文艺复兴与中世纪‘文人音乐’的渊源：兼及中世纪音乐史的性质”，《音乐探索》2017年2期;“天主教仪式音乐的文本化与知识阶层对音乐活动的掌控：从‘文人音乐’的视角看9-11世纪的西欧音乐理论”，《音乐研究》2017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