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中，一些进入中原的草原民族还保留着华夏族在上古的这种诗乐合体的制作方式：如北齐敕勒歌、金世宗即兴所作歌诗等，现今不少少数兄弟族还有口头传唱的史诗传统，表明这种过程的普遍性。而汉语文学文本化过程的早熟(尤其相对于印度古代梵语文学长期的口传现象)和过早脱离诗-乐一体的生成方式(不是指脱离诗乐合一的呈现形态)，亦是人类文明史上一种特殊的现象。

　　[43] 我们还需要注意的是：东罗马-拜占庭帝国的教士集团在政治、社会与思想文化上的结构性功能与天主教欧洲有本质的区别。拜占庭教会完全受世俗政府的控制，东正教教士既不是惟一的知识阶层，也不是与中国古代士人相似的和国家政权紧密结合的阶层。而在实行政教合一的阿拉伯帝国，神职人员更加具有政治家与道德导师的面目：“伊斯兰不提出难以完成的理想，难得提出错综复杂的教义，没有神秘圣礼，没有包括圣职授任、奉献和“使徒继承”的教士政治”(菲利浦·希提：《阿拉伯通史》(上卷)，马坚译，新世界出版社，2015年，116页。)当然，我们似乎可以认为：苏菲派等神秘主义教派，恰恰与中世纪初期的天主教一样，是这种天启一神论宗教与混杂着原始巫术的民间信仰结合后的产物。

　　[44] 例如，对于中世纪封建社会从制度层面上持强烈批评态度的基佐却以辨证的视角指出了这种落后、野蛮、“反社会”的体制对于个人心智发展的积极意义：“封建制度对个人内心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而且总的来说有益的影响。它在人的头脑中唤起了种种思想观念、生气勃勃的感情、精神上的需要、性格和激情的良好发展。”“我们不可能深入研究这个时期的历史而不遇到产生于封建习俗内部的许许多多可贵的感情、伟大的行动、人性的卓越表现……欧洲人想象力的最初的勃发，诗歌和文学的最初的尝试，欧洲在其脱离野蛮状态后最初尝到的智能方面的享受，所有这些都是在封建制度的庇荫下、在它的翅翼下，在封建城堡内部产生出来的。”(《法国文明史》【第一卷】，83-85页)尽管封建制度不可能造成欧洲社会全面复兴所需的制度要素，但在使统治阶层具有“高贵的野蛮人”的禀性时，却将许多古代所没有的道德观念与价值系统输入到了欧洲文明之中。

　　[45] 例如古代凯尔特人的传奇《塔拉的诅咒》记述了古代爱尔兰的异教国王与前来传教的基督教教士之间互相诅咒斗法的情形(历史事实发生在6世纪)，宛如《封神演义》和《西游记》中的绘声绘色的神魔之战。在这种时候，“异教的诗人和基督教教士之间并没有什么鸿沟，教士们也热爱爱尔兰传奇并保存它们。这些教士在古老的德鲁伊教徒中，也能够找到自己的前辈，后者一直担任占卜师、魔术师、祭司和教师，到了5和6世纪，教士们承担了这些职能。毫无疑问，德鲁伊教徒很多都变成了僧侣。”(亨利·奥斯本·泰勒：《中世纪的思维：思想情感发展史》(第一卷)，赵立行、周光发译，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122页)中世纪早期产生的史诗传奇告诉我们：日耳曼人用自己的习惯来理解基督教的教义，例如“基督是一位国王，门徒是他的贵族，后者的义务就是至死不渝地追随主人;基督给门徒的报酬是所许诺的天堂的财富，超过其他国王所赐予的地上的财产。”(前引书，188页)而日耳曼人在原始状态下形成的首领与部将之间的效忠和契约关系，在10世纪之后，不仅成为封建主义的精神基础，而且极大地影响了教士阶层的武装封建组织(如在十字军运动中形成的圣殿骑士团和医院骑士团)。中世纪的民众普遍相信：教皇、国王和主教们就像原始社会的巫师一样，可以作法跳神，施行奇迹(例如直到19世纪，不少人还相信英国和法国的国王具有治愈瘰疬的能力);而许多口传已久的“神迹”又被教会加以承认，并载入史册，成为信仰的证明和对圣徒崇拜的依据。

　　[46] 例如，就“君权神授”这一中世纪欧洲最基本的政治观念而言，举行天主教仪式是最基本的保障。“基督教的圣事取代了古代日耳曼王权的异教圣事。因而，从某些方面看，中世纪欧洲的社会延长了前公民时代神圣君主制的形态，因为它们通过显现神秘的秩序而合理化，使人相信国王乃天意神授、神圣力量会介入王国事务的观念，且担负着践行奇迹的职责。”(菲利普·内莫：《教会法与神圣帝国的兴衰》，208页。)该书对于中世纪“国王加冕礼”的各个环节的“巫文化”寓意的解读(209-223页)，十分信服地展示了天主教社会在“整个中世纪，特别是中世纪前期，都渗透着奇门异术。……所有的大人物都确确实实拥有行奇迹的权能，他们都是‘巫师’。”(219页)正是各种以高度具象化的形式和超验的心理预期为特质的象征和隐喻，“我们从而被重新引入了前公民社会巫术-宗教的宇宙中，”这种“返祖”社会实践与同一时期“另外一些知识分子却在古代思想中寻觅着完全理性的论据，以便稳固地建立起国王与国家的权力”的做法看似矛盾，但却奇妙地并存(甚至同时存在于许多个体之上)。

　　[47] 雅克·勒高夫对于中世纪初期文化分层的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这种“逆向轴心突破”对知识阶层的影响：从5-8世纪这一古代社会崩溃、中世纪社会兴起的关键历史时期来看，“未受教育民众与受教育的精英之间的鸿沟加大”，而作为新兴知识阶层的教士文化“使用的是3至5世纪由一些宣教作者建立起来的知识工具，他们在一种简化而平庸的层次上对希腊-罗马文化的方法论和学术遗产加以系统化，”而与之相对的世俗文化则“表现出一种更强的衰退，”其主要表现形式为“一些‘传统’的技术、心态和信仰的重新出现。”对于教士阶层来说，他们对于这种近乎于原始蒙昧状态的返祖文化，既有接受的一面(尤其体现在将礼拜仪式与原始宗教崇拜相结合)，又有拒斥的一面(主要是对与基督教教条明显违碍的因素进行毁灭与歪曲)。教士阶层的“高文化”并不一定对应较高的或相对稳定的社会等级(这与中国古代有所不同)，而且时时受到来自于民间的“低文化”的影响。参加：雅克·勒高夫：“墨洛温王朝文明中的教士文化与民俗传统”，《试谈另一个中世纪——西方的时间、劳动和文化》，周莽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277-2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