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尚书·吕刑》亦云：“上帝监民，罔有馨香德，刑发闻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报虐以威，遏绝苗民，无世在下。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群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鳏寡无盖。”

　　[49] 参见：余英时：《论天人之际》，30-31页。

　　[50]《礼记·乐记》云：“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和，故百物不失;节，故祀天祭地。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如此，则四海之内，合敬同爱矣”。

　　[51] 转引自：余英时：《论天人之际》，80-81页。

　　[52] 中国古代士人以官僚的身份参与符合儒学内容的宗庙祭祀活动，但只限于理论设计和仪式中的非音乐实践环节，雅乐中的乐舞常由专门的社会阶层担任。而且汉代以后出现的道教，一开始就致力于承担和发展从华夏族巫史传统发展而来、但为儒生敬而远之的宗教仪式实践，从而在与佛教这一外来宗教-哲学体系抗衡的过程中与儒式结成了同盟(参见：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二编】，人民出版社，1964年，439页)。尤其是在唐宋两代，道教取得了官方宗教的地位的具体情形而论，具有政权意义和官方意识形态色彩的宗教仪式实践，一般由延续着古代巫文化的道士来承担，儒道关系呈现大体上利用合作的格局)。在“神道设教”的唐宋两代，道教科仪音乐大量进入宗教与宫廷，成为一种特殊形态的雅乐之际，儒生士大夫尽管参与到了对这种礼拜仪式的顶层设计，但具体的仪式(尤其是音乐)实践则仍然由职业道士来施行(参见：蒲亨强，《道乐通论》，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年，27-40页);而在理学出现之后，士大夫对于沉溺于宗教仪式以求长生的帝王则持严厉的批评态度(最著名的例子是海瑞对明世宗佞道的严厉指责)。

　　[53] 余氏所论，有更广阔之视角，从巫文化与神王政治(“绝地天通”)中的礼乐经周公改进，引入“德行”，再到孔子引入“仁”的观念，来看中国古典思想的源流与定型，极有新意(尤其对“德”、“仁”二义之辨;但余氏对“中庸”不甚论及)。并注意到孔子以商人后裔与传统巫文化的联系，是极具历史语境主义的认识(余氏也注意到民族学和人类学研究中的旁证)。董仲舒欲以仲尼为教主，建设一新宗教，盖有此意识也。

　　[54] 余英时：《论天人之际》，140-141页。

　　[55] 余英时：《论天人之际》，142页。

　　[56] 秦统一后，一方面皇权的强大使得儒士不可能像上古时代的神王和中世纪初期的天主教教士那样用宗教性仪式来左右国家的行政，世俗政权强有力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促使王权高于教权、最终实现政教分离(欧洲从中世纪晚期直至法国大革命后，用了数百年时间终于实现)，在这种条件下，巫觋只能要么转化为官僚或知识阶层(所谓文化精英)，要么成为民间信仰中的方术之士(其实是巫师的变种)，除非有国家政权的扶持才能具有官方宗教的地位(如南北朝和唐宋两代的道教)。儒生无法用仪式左右帝王和政权的一个重要例证是大讲“天人合一”的董仲舒先以对策得武帝信任，后因接近“左道”而遭疏远：“仲舒治国，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中废为中大夫。先是辽东高庙、长陵高园殿灾，仲舒居家推说其意，草稿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见，嫉之，窃其书而奏焉。上召视诸儒，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大愚。于是下仲舒吏，当死，诏赦之，仲舒遂不敢复言灾异。 ”(《汉书》本传)如果仲舒真有洞察阴阳的法力，则与那些富于传奇色彩、经常斩妖除怪的中世纪教父十分近似，但其遭遇却截然不同。另一方面，即便帝王相信这种“左道”，儒士也常常坚守立场，与之划清界线。如两汉之交好言图谶(王莽及汉光武帝都热衷于此)，但正统的儒生对此却敬而远之(刘歆辈纯为政治投机，为新莽代汉作舆论)。如桓谭曾上书光武，以为：“凡人情忽于见事而贵于异闻，观先王之所记述，咸以仁义正道为本，非有奇怪虚诞之事。盖天道性命，圣人所难言也。自子贡以下，不得而闻，况后世浅儒，能通之乎!今诸巧慧小才伎数之人，增益图书，矫称谶记，以欺惑贪邪，诖误人主，焉可不抑远之哉!”桓谭疏奏之后，“帝省奏，愈不悦。其后有诏会议灵台所处，帝谓谭曰：‘吾欲[以]谶决之，何如?’谭默然良久，曰：‘臣不读谶。’帝问其故，谭复极言谶之非经。帝大怒曰：‘桓谭非圣无法，将下斩之。’谭叩头流血，良久乃得解。”(《后汉书》本传)则光武帝虽然真心相信谶纬，但儒家主流对于巫术性质的仪式的态度是十分明确的(又如安、顺之际的著名士人张衡“以图纬虚妄，非圣人之法”，乃上《情禁绝图谶疏》，称图谶为“譬犹画工，恶图犬马而好作鬼魅，诚以实事难行，而虚伪不穷也”，见《后汉书》本传)。而谶纬家在两汉时造作的河图洛书正是发挥了儒学源头中的巫术传统之成分(汉末又与新兴的道教结合，成为《太平经》中的“天书”)，人类学的研究表明：“萨满通天的一个形式，就是君王或先知从至上神手中接获‘天书’”(参见：余英时：《天人之际》，138-139页)。宋真宗利用道教仪式“神道设教”的一个重要道具和借口就是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的“天书降临”活动(见《宋史·礼志七》)，而《宋史·真宗本纪》站在程朱理学的立场如是评价：“真宗英悟之主。其初践位，相臣李沆虑其聪明，必多作为，数奏灾异以杜其侈心，盖有所见也。及澶洲既盟，封禅事作，祥瑞沓臻，天书屡降，导迎奠安，一国君臣如病狂然，吁，可怪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