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破坏异教神庙，而要对它洒圣水，在其中设坛，放上圣徒遗物，把基督教的仪式、节期同异教的献祭惯例结合起来，把蛮族的过去一笔抹掉是不可能的，要逐步、和缓地前进![94]

　　而如果这种温和的办法行不通的话，大教皇指示也可以“发动几次战争”来推动传教。我们绝不能忽视，正处在原始社会晚期的日耳曼社会的宗教习俗对于初期中世纪基督教仪式的重要影响以及教士们参与仪式音乐实践的精神环境。而这种成为最初的蛮族基督徒主体的日耳曼部落与近代被西方人所殖民的土著在人类学上的共通性很早就被19世纪伟大的法国历史学家基佐捕捉到了：

　　在美洲蛮人的生活中，他们在树林中生活的相互关系和思想感情，在某种程度上使人想起古代日耳曼人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95]

　　基佐曾经细致地比较了二者在风俗习惯上的相似性，[96] 而在论及逻各斯式的希腊化(我们也可以说罗马化)基督教是如何与这些蛮人的信仰习惯结合的时候，他说：

　　为了影响蛮族人，必须诉诸他们的感官和想象力。因此，我们看到，这个时期在敬神的次数、隆重程度和多样化方面有过一场大辩论。历史文献证明，这是教会影响蛮族人的主要手段。她用富丽堂皇的景象转变他们的信仰，当他们定居下来并转变信仰后，当他们与教会之间有了某种关系后，她仍不停地为他们做许多危险的事。[97]

　　而基佐的同时代人，另一位伟大的德国历史学家兰克说得更明白：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何向未开化的人传授宗教的教义和礼拜仪式呢?这些未开化的人又如何有能力接受具有深奥推理的教义?另外，纯宗教的文化如何能够与在战争中变得粗野的日耳曼人融合起来?

　　实际传授给日耳曼人的教义纯粹是一种形式，根本没有涉及内容。在罗马教会的礼拜仪式中以特殊方式混合进去了一种非基督教的神像崇拜。不过，尽管人们只是从形式上去了解教义，但形式本身也是一种真实。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于神秘的宗教仪式会发生兴趣，对宗教渐渐产生感情。事实上，举行宗教仪式是使基督教得以传授给未开化民族的唯一途径。[98]

　　中世纪正是在全新的血液加入旧有机体之时展开的，而这是现代“西方”文明的真正直接的源头。[99] 尽管中世纪之初的“知识精英”意识不到他们与古代文明的本质差异，但对世俗知识和理性的不信任，使得这种文明一开始就呈现出强大的原始性张力，在基督教一神论的外壳下充斥着迷信、巫术、幻想正是这种新文明的主要特质。[100] 中世纪初期天主教教士对仪式歌唱的热衷和各种细节的重视，不啻表明：在这种全新的社会条件下，对礼拜仪式的熟练掌握，是一个“文化人”能否得到社会承认的先决条件。

　　我们以在“黑暗时期”保存了大量古代知识并最终成为“卡洛林文艺复兴”重要来源的不列颠为例。卡洛林时代之前不列颠僧侣的文化水平和对礼拜仪式的重视要远远胜过大陆。7世纪至8世纪之交著名的英格兰教士比德(Bede，672?-735)被誉为“同时代人中在拉丁语、希腊语、哲学、历史、神学、数学以及音乐等所有方面造诣最深的学者”。[101] 早在6世纪，爱尔兰僧侣就将具有东方苦修色彩的教规礼仪(所谓“凯尔特礼仪”)向东传往欧洲大陆，并在现今瑞士创立了著名的圣高尔修道院。596年，在格里高利大教皇的授意下，康特贝里的奥古斯丁率领一帮本笃僧侣去向英格兰东部的盎格鲁-萨克逊人传教后，7世纪的罗马礼拜仪式和本笃修道院规章逐渐取代凯尔特仪式遍布英伦三岛。在比德的不朽名著《英吉利教会史》中有许多对于当时西欧及英格兰宗教仪式和音乐的记录。如在第二卷第一章记录格里高利一世一生的事迹时，比德提到：

　　在神圣的教皇格雷戈里所做的其他许多事情中，有一件是，他促使了，在圣彼得和圣保罗的教堂里，弥撒仪式对着他们的遗体进行。[102]

　　而在将罗马礼仪输入不列颠的康特卢贝的奥古斯丁去世后：

　　他的遗体被安放在我们提到过的圣彼得-圣保罗教堂的旁边(在门的外面)。这是因为当时这座教堂尚未建好，也还没有政治举行祝圣仪式。[在举行或祝圣仪式后]他的遗体就被移了进来，体面地安葬在教堂的北面小教堂里。……差不多就在小教堂的中央，有一座纪念神圣教皇格雷戈里的祭台。每逢安息日，那个祭台的神父都隆重举行纪念和谐死者的弥撒仪式(英译者原注：拉丁原文为“Agenda”指为死者所做的安魂弥撒)。[103]

　　而在7世纪上半叶的诺森伯利亚王奥斯瓦尔德统治区内(靠近英格兰北部的长墙)，有一座赫克瑟姆教堂，那里的“兄弟们长期以来养成了一种习惯”：

　　他们在奥斯瓦尔德王遇难纪念日的前一天来到这里，为他的灵魂唱挽歌;次日清晨，在隆重地唱完赞美诗后，他们向他献上神圣的贡品。[104]

　　比德还提到大约同时一位被罗马教廷派到不列颠来教唱圣歌的约翰修士，“他是圣彼得教堂的首席领唱、圣马丁修道院院长”，由一位不列颠的修道院长请到岛上：

　　目的是让约翰在他的修道院里教授一年一度歌唱课程——就像在罗马的圣彼得教堂里所做的那样。约翰院长确实像教皇所命令的那样去做了，就是说，他不仅亲口把唱、诵的规则和方式交给院里的领唱者，同时还把一整年中庆祝各节日时所需要做的事情写下来。这些材料至今仍保持在该修道院里，而且还为各地的不少修道院所转抄。约翰不仅教授该修道院里的兄弟们，还教授从该地区(指诺森伯里亚)的几乎所有修道院成批成批地汇集而来听他讲课的那些有演唱技艺的人。另外，许多人还大胆地请求他亲自到他可教唱的地方去教他们。[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