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新柏拉图主义哲学为古典文化和这种宗教的结合开启了方便之门：在圣奥古斯丁之前的教父学者都是受过古代哲学教育的希腊化人士。但对于宗教教义的笃信使这些知识精英仅仅将文字视作信仰的工具，对于文本中的文学性并不重视。以希腊教父中最为博学多产之人、巴勒斯坦凯撒利亚主教优西比乌斯(Eusebius of Caesarea，265-340)为例，尽管他的《教会史》被认为是欧洲历史编纂学的里程碑式作品，但从写作的技术角度来说，却完全背离了古典作家的美学和修辞原则。一位优西比乌斯的现代研究者在指出了其《教会史》素材丰富、一手资料详实可靠的优点后说道：

　　另一方面，作为一位历史学家，优西比乌斯有许多非常严重的缺陷，对于这些缺陷我一点也不想掩饰或隐瞒。这些缺陷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是他完全缺乏作为一门美术而存在的历史编纂学的任何概念。他的作品之所以既有趣又有启发意义，是因为它所记载的事实，可是一旦突出他的叙述方式，趣味便会骤减。几乎没有任何有效的分类，几乎没有任何透视感，完全忽视了通过一行字或一个成语来提升一幅有关一个人或一场运动的画面的艺术。换一句话说，他不是修昔底德或塔西托，不过世人也未曾看到许多像他们那样的人。[78]

　　这种漫不经心的“古拙”和文学技艺的退化对于早期希腊基督徒来说可能是有意为之的，而同时期的拉丁教父比起希腊教父来说，则更加疏于文采，古代拉丁教会中最博学的人物圣哲罗姆(St. Jerome，330-420)比起优西比乌斯只是更加“草率和粗心大意”。[79] 拉丁-中世纪教父从优西比乌斯的《教会史》中学到的最重要著史窍门，是对各种荒诞的神迹和奇谈不加甄别地尽量采纳。对于中世纪的人说，希腊教父们精心构建的逻各斯式神学观只是投下了一些单薄的日影。拉丁人比起希腊人本来就缺少思辨的天才，而6-7世纪的动乱对文化的破坏使得西欧几乎没有懂得希腊文的神学家，在卡洛林文艺复兴之前，就连能正确读写拉丁文的人也越来越少。“当然，在中世纪的第一个世纪里，古代文献的减少促进了基督教修士著作的传播。中世纪所了解的古代文化源于晚期罗马帝国，它以早期中世纪更容易认同的一种蛮族化的方式重新吸收、利用和解析了古希腊-罗马的文学、艺术和思想。”[80] 像波伊提乌斯、卡西奥多努斯、伊西多尔和卡佩拉等人的理论著作——包括音乐理论——之所以在中世纪不断被传抄和学习，并不是因为他们达到了古代的知识精英的水准，而是在这一时期的西欧根本就没有更多的学术和知识可以利用。[81] 而有趣的是，中世纪初期的拉丁神学家对于这些世俗和异教的知识系统本身就持有一种排斥和轻蔑的态度;换句话说，他们并没有强烈地去接续古代学术传统的愿望。“因为那个演讲术曾经繁荣的世界正在消亡，而一个不存在民众集会和辩论活动的新的文明注定要取代它。”[82] 一位6世纪阿尔主教恺撒里乌斯(Caesarius，502-542)的话颇能代表这种全新的知识阶层希图“通过野蛮化的方式获得是试图去获得与希腊-罗马世界同样重要的价值观念”：

　　我谦卑地请求，受过教育的人或许会满足于忍受这种粗野的表达方式而不要抱怨，以至于所有救世主的羊群都能够以一种简单且切实可行的语言接受天赐神粮。由于没有学问且出身低微的人并不能使他们自己达到受过教育的人的文化层次，因此只有让受过教育的人降低身份屈尊接受他们的无知。受过教育的人能够理解出生低微者所讲的内容，然而，出生低微者却不能从有学问的人所讲的东西中获益。[83]

　　而6世纪高卢最杰出的拉丁历史家、都尔主教格雷戈里(Gregory de Tours，538?-594)在其名著《法兰克人史》的序言中就说：

　　当前，在高卢的城市里，当人民对文字的运用每况愈下，不，更确切地说是已告终竭时，那里已找不到一个在层次分明的写作艺术方面训练有素的学者，来把发生过的事情以散文或韵文的形式描绘出来。……人们说道：“唉!我们这个时代啊!学问的眼睛已经离开我们而消逝，在我们各族人中间也找不到一个能够把当代的事件写成一本书的人了。”

　　当我听到一再有人发出这种的或类似的哀叹时，不由得内心感动，尽管言辞粗鄙，我也要把往事的记忆留传后世，决不使那些邪恶的人和正直的人之间的斗争湮没无闻，由于我时常诧异地听到人们说：深奥的作者很少有人理解，语言朴素的人却有广泛的听众，因此我越发受到鼓舞。[84]

　　这种认为知识水平愈底下，反而愈有可能接近真理的观念(即属世与属灵的对立)在中世纪初期不乏典型性，它其实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个新兴知识阶层对待音乐和其他艺术的态度——与宗教和永生无关的当然必须视若洪水猛兽，而有助于基督教这一惟一的精神支柱的艺术形式也必须简单明确到能让“出生低微者”通晓，同时又给予这些愚人以庄严权威的震撼。因而仪式中的素歌圣咏必须简洁而不致引发感官的困惑，但其伴随的仪式又必须繁复琐细，使人一心敬服膜拜。在东罗马一度轰轰烈烈的“圣像破坏运动”在西部却被格里高利大教皇叫停了：因为看似与基督教信仰相悖的偶像却是使文盲信徒理解信仰的最好手段。在中世纪初期的几个世纪，教士们必须亲自参与到与信仰有关的一切艺术实践活动中，他们既是人民的统治者，又是精神导师。教义争执也不仅仅是学术争鸣，而是关系到生死存亡的正统与僭伪之争。中世纪之初罗马教会权威的确立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疯狂地迫害异端而取得的;宗教战争与审判直至中世纪结束还是教士集团激励和控制社会的重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