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多声部民歌的织体结构即声部的结合方式有多种样态，归纳起来，共有以下五种：
　　1，轮唱织体，即高、低声部依次先后进入，构成纵向迭置关系。上述佤族的“玩调”、景颇族的“舂米歌”属此类。
　　2，模仿织体，即低声部以自由模仿上声部的旋律而构成双声的迭置。如壮族的“呵呃”“啦了啦”，侗族的“嘎哨”“喉路”。
　　3，持续或固定低音织体，低声部采用陪衬性持续长音、节奏型持续音或固定旋律音型与上声部相并置对比，两声部一“动”一“静”，相得益彰，融为一体。如侗族的“叙事”大歌和“声音”大歌，纳西族的“窝热热”等。
　　4，支声性织体，一种旋律声部与在它的基础上作装饰性的变化而形成的新声部相互结合所构成的织体。它的主要特征是主调鲜明突出，支声仅起陪衬作用。如壮族的“上甲山歌”“南北路山歌”，瑶族的“蝴蝶歌”等。
　　5，和声或对位织体，高低两声部各有自己的旋律进行状态，因此两声部处于同样的地位，但有时同步有时又交错进行，体现出很浓厚的和声性色彩。如傈僳族的“木刮基”“摆时”，高山族的“丰收祭祀歌”等。
　　上述各织体的声部结合，大多采用密集的同度、大二度、大小三度、四度、五度等音程。其中最有特点的是大二度音程的广泛运用。它频频出现于许多民族的多声部民歌中，并不是偶然为之，而是经过长期歌唱实践的自觉选择。它所独具的色彩，已成为中国多声部民歌的最鲜明的特征。
　　（10）赣、闽、粤“客家山歌”
　　赣、闽、粤“客家山歌”，客家者，自魏晋时代即开始由中原不断南迁至明清间逐渐在赣南、闽西北、粤东北定居的汉族人。由于他们的生活习俗及语言中还保留着一些中原北方人的特征，所以便成为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汉民族的一系。客家人音乐的最大特征是歌词的文学性很强，而曲调却单纯、质朴，含蓄。歌词如“赶人出屋鸡乱啼，送人离别水东西，挽水思量想无法，从今唔养五更鸡。松口行上嘉应州，三条河水急湫湫，两条丝线打死结，人情难舍哥难丢。”曲调的音域仅有五度，四个乐句皆以级进方式还ず展开，显得十分内在。更有大量客家山歌仅有四度三个音，但丝毫未影响旋律进行和情感的表达。客家山歌较集中的传播区主要有粤东北的梅州、兴宁、蕉岭、五华、大埔；赣南的万安、遂川、兴国、瑞金；闽西的宁化、长汀、龙岩、上杭等。代表曲目有《新绣荷包两面红》、《送人离别水东西》、《八月十五月团圆》（粤）、《打只山歌过横排》（赣）、《八月十五看月光》《大雨落来细雨淋》《风吹竹叶嫌冢当》（闽）。
　　艺术特征
　　通过以上两部分的概略介绍，我们认为中国各民族的民歌在整体上具有如下几个特征：
　　第一，历史悠久，蕴藏丰厚。文献表明，从传说中的黄帝“弹歌”等原始民歌到今天，五千余年间，作为社会大众最熟悉最喜爱的一种艺术形式，民间歌唱从未中断，而且每个时代都留下了优秀的篇章。只是限于历史条件，20世纪以前的民歌文献几乎全部是歌词集。从本世纪开始，通过一次又一次的采录活动，音乐家们记下了数以万计的民歌作品。据1979年以来开展的“中国民歌集成”编撰工作统计，每个省区在普查中记录的曲目，平均约在15000首左右。而实际收入正式出版的曲目，一般在800－1500首之间。这样，三十巨册《中国民歌集成》将会收入30000余件民歌。这可以说是中国民歌蕴藏的一个直接体现。尽管它们是从生活于20世纪的歌手口中采录的，但我们深信它们之中有不少是明清之际或更为久远的年代流传下来的。没有任何人能够怀疑这部分珍贵的文化遗产中所积累的传统底蕴。
　　第二，体裁丰富，风格多样。中国幅员广大，地理地貌复杂，由此形成了各地各族人民多种多样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在这一背景下，为适应上述生产、生活方式而逐渐形成的民歌体裁也就十分丰富。除了以上介绍的号子、田歌、山歌、小调、多声部民歌之外，实际上还有儿歌、摇儿歌、风俗歌、秧歌、灯调、牧歌、船歌、渔歌、叫卖调、宗教祭祀歌、礼仪歌等。总之，凡现实生活中有某种生产或生活方式需要歌唱，那么，广大民众也就会创造出相应的体裁来满足这种需求。同样，由于地理、物侯环境的深刻影响，中国自古以来就逐步形成了与全民族文化相统一但又有鲜明地方传统的地域文化。民歌作为地域文化的直接产物，不仅受地貌条件的影响，更与不同的语言、方言音调相融合，因此，其民族的、地域的特征和风格几乎与生俱来，异常突出。如以江南小调为代表的“江南水乡风格”，以“信天游”“花儿”为代表的“西北高原风格”，以云、贵、川山歌为代表的“西南高原风格”以及“东北平原风格”“华北平原风格”等。这只是就大的方面而言，如作深入分析，则每个民族的不同聚居区，每一个处于不同生活方式下面的社区，几乎都有自己特定的民歌风格。
　　第三，手法简洁，语言精炼。民歌是一种口碑艺术。每一首流传至今的曲目，都经过了千人唱、万人传，并在即兴的不自觉的磨研、锤炼中，日益精炼、成熟。但即使如此，它仍然要继续经受歌者们口传的反复推敲。这是一个永远不结束的创作过程。在这样一个永不结束的过程中，歌手们所遵从的最重要的美学原则就是简洁、精炼。即无论词曲，都应以最简单、明畅、质朴的语汇、技法表达人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凡是达到这个要求的，就会成为一首优秀之作被保留、传唱；凡是不能达到这个要求的，或被淘汰，或被继续打磨。事实上，所谓简洁、单纯、明畅，也是自然存在的一个法则。民歌是大众创造的艺术，向来以“返朴归真”为宗，以便与自然法则保持一致。在中国民歌音调中，有仅用“商－羽”（Rela）两个音构成的“二音歌”（福建：《新打梭标》），更有用“羽－宫－商”“征－宫－商”“羽－宫－角”“宫－角－征”或“羽－宫－商－角”“征－羽－宫－商”等构成的“三声腔”“四音歌”，它们的音列材料如此简单，但它所表达的感情和塑造的音乐形象，却丰富而又准确。再以曲体结构而论，大多数中国民歌都是由两句或四句组成的乐段结构。但正是运用这种前后重复、呼应、对比的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两句体或建立在“起、承、转、合”逻辑关系上的“四句头”，千千万万首山歌、小调不知咏唱了多少人间真情，并一次不同于一次地揭示了这种结构的形式美。为了进一步证明这一点，我们一起来欣赏《黄河船夫曲》（谱例 10）这首民歌，并直接感受一下中国民歌的简洁精炼之美。
　　这首“船夫曲”是40年代从晋、陕交界的黄河岸边的一位船工口中记录下来的。歌词分两段，上段设问，下段作答。首句“你晓得，天下黄河几十几道弯？”气势磅礴，不同凡响。它所拉开的，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民族的广阔场景。之后，由“弯”（自然）而问“船”，由“船”而问“杆”（工具），由“杆”而问“人”，唱词近于口语，语意不断重复，但正是在这种口语式的唱词及其重复中，蕴含了一种不可变更的逻辑。通过它，又最终体现了一个伟大民族的普通成员对山川江河、对历史的追问。下段作答，词格与上段完全一致。只是把“几十几”换成“九十九”，这个数词有很深的象征意味。这个一问一答，不仅是高度艺术化的，也是高度智慧的。曲调如词一样，首句高亢深沉，先声夺人，尾句与之遥相呼应。中间则是一连四句重复。这又是一个简单，但这个简单中包含着令人肃然起敬让人反复思忖难以平静的崇高的美感。就此而言，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讲，《黄河船夫曲》都可以是中国民歌和中华民族精神的典型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