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音乐与笙管乐种
　　（一）
　　佛教在东汉时期传入中国，与此同时，来自印度及现在中国西域地区的文化与音乐，也随之传入中原。根据中国史学界的研究，中原地区的文化在较早的时间就开始向西域传播，进入东汉时期，西域文化开始回流，双向交流日渐频繁。佛教东传则是丝路文化中最突出的事项。
　　伴随着礼佛仪式的需要，佛教借以传播的重要手段枣音乐艺术，便需要与中国本土的音乐形式结合。佛教日常使用的音乐主要是赞呗，或称梵呗。一般分为咏经与歌赞两部分，咏读佛经的称“转读”，歌唱礼佛的称“梵呗”。主要采用七字、五字、四字句式的短偈形式。这些赞颂佛祖、菩萨，咏唱经文、诗赞的独唱、齐唱、合唱，经常用于讲经宣道、朝课暮诵、道场忏法、无遮斋会等仪式。毋须说，原用梵语演唱的赞呗，随着经文的翻译过程，需要寻找它所面对的中国信徒能够接受的、适合中国语言音韵特点的新曲调。唐人道世《法苑珠林》说“汉、梵既殊，音韵不可互用”。
　　凉ほ皎《高僧传》记载了这种转化的过程：“自大教东流，乃译文者众，而传声盖寡。良由梵音重复，汉语单奇。若用梵音以咏汉语，则声繁而偈迫；若用汉曲以咏梵文，则韵短而辟长。是故金言有译，梵响无授。始有陈思王曹植，深爱音律，属意经音，既通般遮之瑞响，又感渔山之神制，于是删治《瑞应本起》，以为学者之宗。传声则三千有余，在契则四十有二。”
　　这段记载说明，由于梵语与汉语的结构不同，无论用梵音咏汉语，或是用汉语歌梵声，都难相通，所以翻译的经文虽多，但译配的赞呗甚少。关注佛教的陈思王曹植，开始用中国的曲调译配佛教赞呗。由于他对语言和音乐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为推动这一进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另一个推动佛教经典与中国音乐文化结合的重要人物是梁武帝萧衍。他既是一位帝王，借弘扬佛法来加强自己的统治地位，又是一位对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深厚修养的人，因此他亲制佛曲，把佛教仪式音乐与当时风行的清商乐融合一体。当然真正使佛教音乐中国化、通俗化的，还是众多寺院中的艺僧。六朝时，许多着名的佛教寺院在佛教节日中利用中国传统的乐舞和百戏弘扬佛法，参与这些活动的有许多着名的艺僧。《洛阳伽蓝记》记载道：当时的首都洛阳市的景乐寺，“至于六斋，常设女乐，歌声绕梁，舞袖徐转，丝管嘹亮、谐妙入神。”景明寺千余佛像巡街时，“香烟似雾，梵乐法音，聒动天地，百戏腾骧，所在骈比。”
　　（二）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也是佛教音乐经过几百年的华化过程，最终与中国化的音乐艺术融为一体的时期。《西河诗话》载：“李唐乐府有普光佛曲、日光明佛曲等八曲，入娑陀调；释迦文佛曲、妙华佛曲等九曲，入迄食调；大妙至极曲、解曲，入越调；摩尼佛曲入双调；苏密七具佛曲、日腾光佛曲，入商调；婆罗树佛曲等四曲，入羽调；迁星佛曲，入般涉调；提梵入移风调。”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到，佛曲的分类已经按照宫廷音乐采用的俗乐或燕乐二十八调的宫调分类原则予以划分，它们已经完全融入中国的传统艺术模式中。
　　唐代兴起一种讲唱佛经的变文（又称唱文、讲唱文，缘起等），即把佛教故事绘成一幅幅连环画，采用中国传统的说唱音乐形式按图讲唱。这种艺术形式影响深远，直至今日，民间宣讲佛道教的《宝卷》，仍然相当程度上保持着这种形式。据《宋高僧传》记载，宋代时乌龙山少康法师讲唱的变文，“皆附会郑卫之声变体而作，非哀非乐，不怨不怒，得处中曲韵。”可见变文的音乐采用了改编民间曲调的作法。
　　（三）
　　道教是中国本土的宗教，它既具有一般宗教的特点，又综合了中国古代文化中的神仙方术、原始巫教等因素，更受到儒家思想、佛教仪规的影响。与佛教一样，道教也把音乐作为斋醮仪式中通神达圣的工具。北魏明元帝神瑞二年（415）寇谦之创建北天师道，科仪中所用“云中音诵”（“华夏颂”“步虚声”）是道教运用音乐的较早记载。陆修静在南方开展的道教改革，使科仪音乐日臻规范。
　　道教把先秦的思想家老子李聃奉为祖师，唐代帝王姓李，所以道教在唐代就受到帝王宫廷的大力推崇，上清、灵宝、正一派被奉为正统道教更有甚者，道教被视为国教，道士被奉为国师，皇家大典、国家祭奠均由道观执行，因此道教音乐也受到高度重视。高宗令宫廷乐工制作“道调”，玄宗诏道士大臣创制“道曲”，并在宫廷道场上亲自教道士“步虚声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