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音历史人物的系列记忆:百年片忆之一:丁善德
百年片忆之一
丁院长“文革”中的配器课
王 晡
虽然有关新世纪究竟应该从2000年还是从2001年开始算起至今还有争论,虽然我宁愿相信2001年才应该是新世纪的真正起点――毕竟中国科学院是这样宣布的――,但这一切都不妨碍我们每个人在眼下就去回顾和总结20世纪的全部过去,而不去理会实际上这个世纪的确还少差不多整整一年,特别是因为眼见得前辈音乐家正在一个个逝去,而中国音乐的发展还有许多不如前辈所为、不如前辈所愿之处。
每当得知一个我所熟悉的,或仅是认识的,或只知道他一件两件事的音乐家逝世时,我都想过要把也许是仅我所知而别人不知的,或者别人也知却不得说、不想说、不能说的事情说出来,可是实际上我也说得很少。这一直像是一个沉重的担子压在我的心上。我真的很忙,好像也极少虚度光阴,可是一坐在电脑前,这事就会像我敲打键盘一样敲打着我的心,即使我在认认真真地生活,它也从未放过我。2000年了,现在终于有一个不能再找借口的、不必再躲避的机会了。我愿把我所见所闻的一些有关前辈音乐家的小事写出来,以解放我自己,也作为一个纪念。纪念20世纪我所熟悉的,或仅是认识的,或只知道他一件两件事的音乐家,因为他们的学识、作为和品格一直在激励着我。
1967年秋天,“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高潮刚刚过去,中央提出了“复课闹革命”的号召。上海音乐学院,在1964年我从附中升上本科前后,教学秩序就始终没有正常过。1963年开始,我曾经两次作为正式的“四清”工作队员下乡搞“社教运动”,第一次整整6个月,那时我18岁,上高四,另一次在1965年,又在郊区呆了约3个月,这时我上大一。(当然,每次下乡,实际上对我的世界观形成都有深刻意义,不过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也“左”过――不过那时并不这样认识――,先是个铁杆“保皇派”,后又沦为“炮打中央文革、炮打江青”的准“现行反革命分子”,1966年除夕,在全院“彻底砸烂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上,我被勒令站到台上坦白交待“炮打”滔天罪行,以后想造反,造反派又不接纳,接着又一次犯下“炮打”错误,日子真的很难过,“复课闹革命”提醒了我,此后就一点点就向专业学习过渡了。这样,到了1971年初,我以家不在上海为名向系“革命委员会”要到一间大约 1米 多宽、 3米 多长,放了一架琴、一张桌子、一个书架、两个琴凳的“琴房”,南楼203室后,就开始正经地练琴、复习和补习作曲技术理论课程。先后自学和复习了维多尔和罗加尔・列维茨基的《现代乐器学》、瓦西连柯的《交响配器法》、李姆斯基・科萨柯夫的《管弦乐法原理》和辟斯顿的《配器法》等,以及和声学、曲式学、复调、指挥法、民族乐队配器等。那时不能说没有、起码这样用功,每天练琴、学习音乐专业书直到深夜的人在全院也确实不多。“文革”开始时,原来的作曲系、民乐作曲系、理论系和指挥系都合并在一起叫作曲系,我是二年级生。这段时问,老一二三年级的同学们经常在一起活动。到这年冬天,有一次在当时的男生宿舍楼上学习时,大家讨论了有关复课的问题,并推举我去找老师联系。这样,我就和一个个没进过“牛棚”的、或已经从“牛棚”中出来的作曲系老师谈这个事。当时全校没有一个系或班上课,我们和中央的部署是跟得最紧的,所以我也颇为自豪。可是结果却并不妙,因为有胆量、也愿意给我们上课的老师并不多。后来,终于定下了几位老师,主要是乐器法和配器法课的老师,记得有桑桐老师(讲“《红色娘子军》配器分析”)、何占豪老师(讲“弦乐乐器法”和“器乐创作”)、宗弼老师(讲“管乐乐器法”、“为钢琴曲配器”和“同主题反复的配器”)和丁善德老师等。听课的同学有十几个人,差不多除了被打入“牛棚”中的个别人以外都来了。丁善德老师是其中授课时间最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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