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回归生活世界的中国传统音乐教育

　　悬置与还原作为胡塞尔现象学中的关键概念，二者密不可分。悬置是还原的前提，还原是悬置的最终目标。胡塞尔建立严密科学的哲学，意在回到事情的本身，建立一种可直观、可体验性的理论基础。胡塞尔的还原力求达到彻底的还原，寻求事物的本质。他认为，只有彻底且纯粹的还原才是真正的现象学还原，但真正或纯粹的还原在某种意义上是无法达到的，因而所能做的是悬置或加括弧，将传统的信念和理论、习惯性的思维方式、偏见等悬置，悬而不论，回到事情本身。(4)悬置了事物的存在之后，剩下的是一个摆脱了独断、束缚、枷锁的广袤无垠的现象领域。因此，悬置不是限制事物的发展，而是扩大了思考的范围。

　　中国传统音乐教育应将西方音乐概念进行悬置，回归中国传统音乐本身，回归中国传统音乐的生活世界。在哲学观上，中国传统音乐渗透着中国传统哲学“天人合一”的思维，并没有将人视为独立存在的客体，人与音乐是和谐统一的，音乐融于社会、融于自然、融于人的生活世界。在审美观上，中国传统音乐不同于西方音乐侧重空间感、结构感和逻辑推理演绎，更重视人的感性表达，认为情感来自人，因此在音乐语言的陈述过程中注重感性上的风格韵味、整体的统一性。中国传统音乐所呈现的生活性，在于其音乐内容与形式都与当地的文化、风俗及人们的生活经验息息相关。例如，传统民族乐器的制作都是取材于生活中的自然材料，受地理环境影响，有了各自不同的地方韵味和鲜明的地域性特征。在中国传统音乐教育中，教师可以创设情境式课堂，将中国传统音乐的生活性与地方性呈现出来。同时，也可利用校外的音乐资源，带领学生进行音乐采风活动，深入当地的音乐现场，感受传统音乐的生活世界。

　　中国传统音乐教育不仅应回归中国传统音乐的生活世界，从文化的视角探寻中国传统音乐的内在价值，也应回归学生的生活世界，毕竟人作为生活世界的主体，对音乐的认知是基于生活世界的前经验所建构的，音乐是唤醒人的情感的途径之一。当学生在音乐课堂上聆听自己在生活中听过的音乐时，会不由自主地记起过去的感情，与过去的生活建立联系。因而，音乐教育要与学生的生活世界构建桥梁，尤其在中国传统音乐教育中，需要教师从学生的生活世界中挖掘传统音乐素材，使学生的生活世界与之建立联系，最终使所学知识回归到生活世界中去运用，而不是将中国传统音乐作为独立存在的客体进行理解。课堂上，教师应避免灌输式讲述，悬置西方技术理性的音乐教育理念，关注学生的独立性、多样性，发挥学生的主体性，构建基于生活世界理论下的中国传统音乐教育体系。

　　二、中国传统音乐教育中的主体间性

　　(一)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

　　主体间性是20世纪西方哲学中一个重要概念。主体主义哲学从17世纪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认识论转向开始，“我思故我在”是对人的主体性回归的召唤。笛卡尔的思考方式是怀疑主义的，通过对知识的怀疑，质疑传统的观念和信仰，借此得到真正的知识。在这个质疑的过程中，唯一不变的是思考者的存在，即“我思”。“我思”中的“我”指的是思考中的主体，“我思故我在”强调了主体存在的意义与价值。随着主体性的呼唤，主客二分的认识论之下造成在对象化的活动中建构人的主体性，将除自身之外的一切都视为客体，对其进行改造，出现人与自然关系上的“人类中心论”，人与自然处于对立的状态中。人与社会关系上的“个人中心论”导致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关系的对立和分裂。(5)20世纪初的西方工业文明建立在主客二分认识论的单向理解之上，加之工具理性信念的贯彻，人们生活在科学技术的海洋里，人的生命力不断没落，人的主体被物化、工具化，失去了独有的灵魂。因此，西方哲学逐渐从主体性哲学转向主体间性哲学。

　　主体间性又称为交互主体性，其实质在于承认“他者”的主体性，将他者视为与自己同样的主体，在与他者交往时也能反观自身，自身与他者同为主体、互为主体。主体间性不是对主体性的否定，而是对主体性的完善。主体间性是消解一元主体，用对话理性、交往理性取代主体中心理性的基础性论题。(6)胡塞尔认为，摆脱主体性主义关键在于建立多元的主体间性，要从自我走向他者，从单一走向多元，从主体性走向主体间性。海德格尔的主体间性从“此在”发展出来。“此在”是具体生活境域中的人，海德格尔认为自我作为“此在”是处于他人之中的，他人构成自我所必需的生活环境，自我和他人通过语言相遇和交往。(7)伽达默尔认为，每个人对事物的理解都产生于自身的“前理解”之中。在对话过程中，对话就是主体双方的“视界融合”，主体双方在对话中达到主体间性。“视界融合”可以存在于不同时代理解者之间，通过对话超越自己个体的有限视界。(8)哈贝马斯认为，交往行为中强调一种主体间性、交互主体性，是主体在生活世界中的一种现实的相互作用关系。(9)主体间性在交往过程中产生，克服“唯我论”和“自我论”，强调主体间的相互沟通与理解，从而在交互过程中达成共识。

　　(二)主体间性中的中国传统音乐

　　“主体间性”深刻蕴含在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之中。中国自古以来秉承的“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如老子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易经》中的“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等观念，呈现出人与天地、自然之间和谐、相融、统一、互为主体的理念。在古代音乐观念中，“天乐观”建立在“天人合一”的世界观之上，影响深远。老子的“大音希声”认为最美的声音乃为天籁，是自然的声音。庄子的音乐美学核心在于“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认为最美的音乐是“天乐”，音乐的美在于人与自然的统一，在于理性与感性的统一之间。音乐的审美观与哲学观的思维是同步的，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在中国古代器乐演奏中，人与乐器之间所呈现的也是主体间性的关系。演奏者在演奏乐器时，不仅将其看作客观存在、永恒的物体，而且认为其也是有生命、有思想、有情感的主体存在，并赋予其人的灵魂品格。音色是中国传统音乐的灵魂所在，不同乐器的音色各有特点，演奏家在演奏乐器时会遵循乐器自身的特性，使之发出最美的声音，从而达到人与乐器之间相辅相成、交互式的融合。中国传统音乐在教学与传承过程中，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体现出人与人之间主体间性的特征，并在口耳相传的过程中，呈现出对传统音乐的活态化传承。例如一首民歌在传承的过程中，因为不同主体的不同理解和审美趣味，从而体现出个体的主观创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