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教育研究者的任务也是如此，即明确音乐教育的目的和职能。在研究诸如教育等社会科学时，这种对目的和职能的关注尤其重要。因为所制订的研究目的有助于澄清问题的根本和学科未来的发展。所有人类集体行动都需要制度目标，这些目标需要被明确地表达和传递，以便被广大成员理解并支持，以此实现群体价值最大化。纳尔逊·古德曼曾说过，制订目标并试图完成是人类“创造世界”的方式。因此，明确音乐教育的目的和职能，将指导其实践并影响最终结果。

　　建筑设计师在设计时不仅要考虑建筑的功能性，还要考虑建筑的社会文化、环境地理、力学关系、艺术性，以及客户的资金预算等因素，这些因素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最终设计方案的呈现。同样，音乐教育是一种整体的文化现象，而音乐教育研究者受到不同社会、文化、政治，以及音乐教育发展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等因素的影响，因此在研究并探索各国的音乐教育哲学时，也应当根据各国不同情况，制订自己的音乐教育目标，而不是不加批判地从其他国家引进他们的观点。

　　哲学思想提出时，需要考虑实施这一思想的特定时代背景，只有这样才能够在实践中经得住检验。音乐教育研究者要想自己的音乐教育哲学思想得以实施，就必须从哲学家转变为理论家和实践者，并在提出观点时首先考虑实际情况。没有在实践中应用，哲学就不能影响实践。然而当哲学家参与到哲学实践中，在现实中验证他们的想法时，哲学就已经超越了哲学的领域，成为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的实践。

　　建筑设计师在设计开始前首先需要和客户沟通，了解客户需要，获得客户的认可;设计若想顺利施工，需要得到政府部门的批准;施工过程中，需要和承包商沟通，资金预算和施工效果才能得到保障。同样，音乐教育研究者也需要依靠他人来实现自己对音乐教育的愿景。音乐教育本质上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政府、教师、行政人员、学生、家长，以及广大公众的参与。在一个制度化的世界里，哲学思想需要符合时代背景、社会伦理和文化传统，哲学思想的应用本质上是意识形态的实践。(8)

　　建筑设计师需要站在客户的角度去思考，才能设计出符合客户需求的方案。心理学将这种思维解释为“同理心”，是逻辑思维和情感依恋之间的一种重叠。伊斯雷尔·舍弗勒将其称为“认知情感”，而艾瑞斯·约伯将其称为“情感认知”。音乐教育研究者同建筑设计师一样，也拥有着形似的情感认知。人们通常认为，哲学只存在于逻辑和理性的实践中，并认为理性和情感是相互影响的，然而历史上的很多哲学家都拥有“理性的激情”。例如，教育家玛克辛·格林和简·罗兰·马丁从自身经历出发，对女性在教育中的困境尤为敏感。因此，哲学思想是具有情感联系的，不同哲学家由于个人性格和经历等因素的不同，其观点也不同。哲学家需要深入研究自己的哲学观点，将自己和这一观点融为一体，而不是像“局外人”那样冷静或远距离地看待它。因为信仰和实践反映了人类的思想和情感，深入了解这些，则会更充分地理解创造了它们或继承了它们的人文思想。(9)尽管这种人文主义哲学的分类相比按照学派或信仰体系进行分类要复杂得多，但是人文主义哲学能使人对特定哲学的许多细微差别更加敏感，更好地掌握哲学家与哲学观点之间的相互联系，更全面地理解哲学与实践的优点和局限性。

　　(二)建筑质量检测与音乐教育哲学反思的隐喻

　　在建筑即将完成、准备交付之前，通常都需要进行建筑质量检测，以确保建筑物是安全可靠的，其工艺也是符合建筑规范的。这项检视与评价的工作，是指建筑的每一个方面都要根据特定的建筑规范进行系统的检查和分析。因此，建筑质量检测应该尽可能保持独立，避免与建造者产生联系，以保证检测结果公正，而这也成为建筑安全的重要保障。(10)

图1

　　同样，在音乐教育中也要对音乐教育哲学进行反思，并进一步剖析音乐教育哲学理论的实践效果。这种批判性的工作对于音乐教育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方面，教育是为了公众的利益而进行的，哲学的分析和检验可以防止偏颇的理论、毫无根据的假设和不够严谨的实践。在这个过程中，所有的问题都将暴露出来。例如，在音乐教育哲学中，每当“审美”或“实践”这类术语提出时，都会在学界掀起一阵讨论的热潮，因此要防止盲目抵制或崇拜，要厘清这些术语在音乐教育中的真正含义，以及它们在音乐教育中的区别，深入研究哲学理论的本质与实践的可行性。另一方面，也需要辨别一些口号化或者理想化的理论。例如，梅德森提出的音乐教育“愿景2000”中，隐含了完美愿景的音乐教育理念，这种口号化的观点往往缺乏实践的可能性。然而，这种对已有观点的批评和反思是积极的，当一种哲学观点受到质疑或批评时，通常很快就会有新的哲学观点出现。(11)

　　在建筑质量检测工作中，需要遵循相应的程序和方法。这些程序既有概念上的、实践上的，也有技术上的，其中包括建筑和工程原理、建筑实践和法律规范等知识。同样，在反思和验证音乐教育哲学思想时也需要一定的程序和方法。然而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对哲学反思的注意力大多集中在如何设计和概念化某一理论上，而不是系统地检验理论和实践情况。更糟糕的是，在以往对音乐教育哲学的反思和讨论中，受到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研究者们的批评往往是针对个人的，而不是针对观点的。在音乐教育哲学的争论中，研究者们过度崇拜权威专家的观点，也就是说，把一个命题的真实性和有效性建立在某些权威专家的观点之上，权威专家这样说或者同意这一观点，便认为这个观点必定是可信的。当然，权威专家拥有丰富的学术经验，其论点必定具备一定的可信性和有效性。然而哲学研究的目的，即“问题的真相是什么?”，这需要我们慎重、反复地对此进行推敲，并且在实践中得到检验，方能得出哲学观点。

　　另一种检验哲学思想的方法是，通过借鉴其他的哲学文献，从中发掘能够支持现有的音乐教育哲学的理论观点。例如，韦恩·鲍曼提出的多元文化音乐教育哲学和音乐人类学的观点中，借鉴了露西·格林和罗伯塔·兰姆利用广泛的社会学和女性主义观点，以及实证的研究，从而完成了他对性别、音乐和教育的观点的构建。每种理论都有其根源，由于西方哲学遗产十分丰富，并且其与历史、宗教、社会学、人类学等其他领域具有一定的重叠性，因此，音乐教育研究者在构建音乐教育哲学观点的框架时，大多都会借鉴已有的哲学、历史或社会伦理等方面的文献。(12)